回望刚入村的日子，不禁感慨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经一年半的时间。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永安村，3月的初春，2500多米的大山被大雾环绕着，能见度不足5米，我们的车在盘山公路颠簸行驶着。快到村公所附近的时候，扶贫队长笑着对我说：“小王，快到家了，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队长的玩笑话，让我忐忑的心情有了一丝放松。
“机关来的小姑娘，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能吃得了这里的苦吗？不要帮倒忙哟。”刚到村里时，不免听到一些质疑声。的确，长期在机关工作的我对扶贫工作几乎“一窍不通”，接到这个工作任务时，内心顿生些许畏惧。但转念一想，别人都能干好，我也可以的，我要对自己有信心。
还记得第一次到乡政府开干部职工大会，会上镇长直接对一个村民小组的河道蓄水做起了安排：“春耕生产马上到了，大家要做好蓄水准备，各位村民放牛的时候，不能让牛随意到河埂上踩。”习惯了在机关开会时领导传达会议、文件精神的我，感受到了农村工作的实际与接地气。
在东西部帮扶项目工作开展时，我看到了乡干部、村干部们为了村民旧房的拆除忙前忙后，为了新建房屋的合理选址操碎了心，也能为了一台挖掘机坏了不能准时开工急的焦头烂额。他们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他们没有干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奉献自己的力量。
去年精准识别工作中，我被安排到永安村最偏远的果木林、陈家坡、小者堡米三个社，共负责79户的入户摸底调查，和村干部一起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农户家中进行走访摸底，与他们面对面交谈，拉家常、问冷暖，了解基本情况、生活现状和所面临的困难等。因这三个社贫困程度深、自然条件恶劣、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很多农户我只能通过电话、微信联系。
为了能按时完成入户调查任务，不给群众增加负担，我们早出晚归，经常早晨吃完早点就出发，晚上返回村公所才能吃上晚饭。同时各类登记表、调查表、收入表等雪花般飞来，村干部不熟悉电脑，工作队员有的年纪大、眼睛不好，我主动把更多的任务承担下来。工作忙起来时，“5＋2”“白加黑”都难以招架，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为扶贫政策的落实提供了依据。村上的李主任常常对我们说：“如果没有你们年轻人，表格难以完成，也不能给上级提供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
通过入户走访我了解到小者堡米罗顺超户，妻子患有糖尿病和慢性心脏病，长期无劳动能力，一个孩子在溪洛渡高级中学读高中，另外一个孩子在昆明念职校。孩子上学，妻子看病，样样开销不小，一家人的经济重担落在了这位40多岁的黝黑汉子身上。我将他家的情况认真的记录下来并向村委会反映。最终，罗顺超一家被纳入了建档立卡户。有了更多政策保障与帮扶的罗顺超舒展开了眉头，我也替他感到高兴。我所驻村的村民是朴实的，他们不在乎你为他们办多大的事，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真心为他们办事，只要真心实意，他们都能感受到，都会用心来感谢你。
扶贫道路上被误解、受委屈是常有的事。我还清楚记得两个月前的贫困户动态管理中，具寨社代吉林户因为在镇上购买有门面并经营家具生意，家庭条件较好，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已经不符合贫困户的条件，需要从贫困户中清退。我去开群众会时，代吉林情绪激动，带着其他10余位开会村民，嚷嚷着要全部享受贫困户扶持政策待遇。第一次没有村干部在身边，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有些慌了神，在快速平复心情后，给他们耐心地讲政策、讲法律，并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性建议作了记录，慢慢疏导他们激动的情绪。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在落实扶贫政策过程中，很多时候并不是干部不尽心，也不是群众爱找事，主要是双方沟通不畅造成了误会。从此，我下定决心，今后要多到村民家中走走、聊聊，听听他们的家长里短，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讲法律知识和扶贫政策。
尽管各级领导都强调要注意扶贫队员的安全，但现实工作中不得不独自在山高路陡的山路上前行，一次次克服内心的恐惧，一次次战胜自己，任务一次次完成，自己也一次次的成长。
驻村工作是平凡的，但看到帮扶对象脸上的笑容，听到他们的一声谢谢，这种平凡让我感动，也让我的人生有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昭通市纪委、监委 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