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毕恒光出生在石林县上蒲草村一户贫苦的彝族撒尼人家，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正好93岁。可对他来说，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1949年1月22日，不到25岁的毕恒光在昆明西郊虹山英勇就义。
毕恒光短暂的一生，起点在石林，终点在不到100公里外的昆明。他在这个不算广阔的天地里为一个远大的梦想而奔波，翻阅史料，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他行走的身影，触摸到他“在路上”的心跳。
1939冬，14岁的毕恒光到县城读高小。上蒲草村离县城约五公里，毕恒光穿着母亲手工编织的麻布对襟衣和草鞋往返于家和县城之间，在叔叔的资助下以走读的方式完成了高小学业。
1941年春，16岁的毕恒光考入正与云大附中合并办学的路南县立初级中学（即今石林一中）。两年后，他所在的中六班，于1943年触燃了“倒许运动”的怒火：时任县长许良安妄图推翻路中这一民主堡垒，以六班学生赵霖芝拒不服兵役为由挑起事端，进而于11月23日入校撕毁六班师生主办的《活力》壁报，搜查教师“反动书刊”，并抓捕教师、杀伤学生，结果引发众怒，最终被立“遗臭碑”而臭名远扬。
在路中上学期间，勤于思考、志向不凡的毕恒光引起了从昆明来路中任教的侯澄老师的关注，并资助其到昆明求学。1944年秋，19岁的毕恒光考入昆明国立西南中山高级职业学校土木工程科，随后加入云南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5年暑假，毕恒光作为翻译，随同一支二十来人的暑期服务队到家乡圭山一带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二•一”民主运动爆发后，昆明43所大中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毕恒光被选为中山高工参加学联的代表参与组织工作，同年12月，20岁的毕恒光在昆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初，受“一二•一”运动中文艺宣传的启示，毕恒光萌生了组织圭山彝族民间歌舞到昆明演出的念头，这一主张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也得到了闻一多、费孝通教授和张冲将军的赞同和支持，并安排毕恒光等人回路南挑选演员、排练节目。经过精心筹备，5月19日至6月4日，“原始热烈、泼辣新颖、空前创举”的“圭山彝族舞踊会”在昆明登台演出，首次登上大雅之堂的“最炫民族风”打破了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沉闷，在国内引起轰动。全程参与筹备和演出的“文艺青年”毕恒光像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大资本家和国民党政要以金钱和政治地位拉拢的对象，要把舞踊会拉到国外和南京等地演出，但被婉言谢绝。
1946年秋，21岁的毕恒光被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回家乡做武装斗争准备，并负责石林县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他以圭山中学（即今石林民族中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白天在学校教学，晚上或假日则带着比较可靠的学生，外出宣传和发动组织群众。由于毕恒光等人的努力，不到1年时间，就在圭山地区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地下工作据点和交通联络站。到1947年底，圭山地区党组织掌握的基干武装达300多人，他的家也成为省工委与滇东南联系的重要交通站。
1948年8月14日，毕恒光到路南县城策动国民党新兵大队士兵起义，因消息走漏不幸被捕，并被秘密押送到昆明进行审讯。据资料记载，与毕恒光关押在一起的边纵队员何正聪（寻甸县人），1948年底在昆明就义后，亲友运回遗体为其洗身时，发现“手指全被烧焦，小腿被打断”。毕恒光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迫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宁死不透露党的秘密，就义后甚至连遗体也不知所终。
狱中的毕恒光曾给妻子写信说：“我活着出来见你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我才二十五岁，这么年轻就结束生命，未免太短促了。但我一点不后悔，回顾二十多年来走过的历程，我是满意的。我已经毫无保留地把我的一切都贡献给革命，直到贡献我的生命。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当主力从边境打回圭山的时候，没有一支像样的队伍去迎接他们。”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毕恒光牺牲38年后，向克勤以同学和战友的身份写下了深情缅怀毕恒光的回忆文章，称他为“撒尼人民之魂”；2009年，国庆60周年来临之际，毕恒光被评选为“60位为解放云南作出突出贡献人物”。
石林大地上，有他走过的足迹；大三弦的歌声里，有他跳动过的身影；他生前没有子女，死后没有可供凭悼的坟墓；他既是彝族“撒尼魂”，更是众多为梦想无私奉献的革命者的缩影；他们所一脉相承的，正是那份“忠诚、干净、担当”的浩然正气。
缅怀先烈、继承遗志，才能为梦想安上坐标，才不至于在前行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才能在四季的交替中牢记初心、守住根本，营造出更得民心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石林县纪委 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