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吕氏四贤
吕氏先祖为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后迁居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书香传家，人才辈出。代表人物为北宋时期的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四人，被誉为“蓝田吕氏四贤”。
吕大忠（1020－1096年），字进伯，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初为陕西华阴县尉，后任山西晋城县令、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等，官至宝文阁直学士。元祐二年（1087年），任陕西运转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碑石移至西安碑林。
吕大防（1027－1097年），字微仲，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宋哲宗元祐年间曾任宰相。其人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作为，在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也都颇有造诣。
吕大钧（1029－1080年），字和叔，自小胆识过人，文才兼备。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等职。
吕大临（约1042－1090年），字与叔，号芸阁，北宋金石学家。先后担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掌管典籍的校勘、刊印和发布。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精通《六经》，以《三礼》为最。
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由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制定，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四大宗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人民公约，而非官府命令。
（2）成文法则。中国农村的成训习俗以往大都是世代相续，口头相传，从没有见之于文字、契约。
（3）以乡为约束单位，从小处着手，易收功效。
（4）自愿加入。“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
（5）民主选举。“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
（6）以聚会的形式，使乡人相亲，淳厚风俗。
（7）赏罚公开。“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
（8）议事民主。“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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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乡约》：中国历史上最早成文乡约
距今约1000年前，河南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有位饱学博士吕通，赴长安（今陕西西安）为官时，途经蓝田，因爱其山水，索性举家迁往蓝田桥村定居。
而此次搬家，也使得终南山北这片诗礼故土上，养育出了闻名于世的“蓝田四吕”，成就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史话。
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新春伊始，天下才俊毕集，争考状元。一位三十七岁的关中籍男子，正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城中开席讲《易》；而另一位来自关中的二十八岁青年，很快将拜他为师。
他们所属的那科进士，在宋代的118榜进士，乃至千年科举史中，都绝无仅有。那一榜，被称为“龙虎榜”。
陕西省蓝田县
西安文理学院教授、关学研究所所长 王美凤：
千古文章最妙，公推“唐宋八大家”。唐占两人（韩愈、柳宗元），其余六位都在北宋。苏轼、苏辙、曾巩、苏洵、欧阳修，宋“六大家”中五人，都在嘉祐二年这一榜留名：三人上榜，一人落榜，一人主考。那一年的榜单上，还有程颢程颐兄弟、吕惠卿、蒋之奇、朱光庭……这些登科者，日后大多在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不同领域成为翘楚，单是成为朝廷宰执的就有9人。因为史上罕见，所以被称为“千古龙虎榜”。
那时北宋建国刚过百年，诸多才华横溢的文人贤士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既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又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引入乡间，带进普通百姓的生活。
无问家境年龄，文人之间相互学习切磋的风气一时达到了鼎盛。“龙虎榜”上那两位同籍关中的同年进士，就是这么做的。二十八岁的蓝田人吕大均，因为折服于对方的学问，拜了三十七岁的长安人（生于长安，15岁迁居郿县）张载为师。
张载是创立“关学”，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世之师，被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学智：
当年吕通留在蓝田的后代，孙辈以“大”列行，有四人留名青史，被称为“蓝田四吕”，媲美“峨眉三苏”，其中包括跻身“龙虎榜”的吕大均。从皇祐元年至嘉祐六年，期间12年中，吕大防、吕大忠、吕大均、吕大临，弟兄四人，先后考中进士，入朝为官。
虽然此后际遇有所不同，但“蓝田四吕”均各放其彩。
长兄吕大忠，受三弟、四弟影响，投在同龄的张载门下求学。张载殁后，吕大忠为精进学问，东赴洛阳，投在更年轻的“二程”门下，终生勤学不辍。元祐二年任陕西运转副使期间，他还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十三经》等碑石移至城墙内南侧，统一保管，为此后天下闻名的西安碑林肇始雏形。
二弟吕大防，宦名更著。做御史，纲纪严明；做边臣，临战不惧；做宰辅，正直无私。史载他身高七尺、声如洪钟。从小端肃稳重，过街市而目不斜视，闲居时也像待宾客般守礼。每次朝会，威容仪表敬肃，人人起敬。
四弟吕大临，气质刚强，遵张载教诲，一生追求学术研究。因其学识文采出众，得娶张载之弟张戬的女儿为妻。张戬妻称，“吾得颜回为婿矣”。他一生治学，晚年从事金石之学，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
而三弟吕大均，所为最具社会意义。他改变了以往“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传授张载学说，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帮助下，率先在关中创建《吕氏乡约》，推行礼仪，建立起中国最早的成文的乡村自治制度。
吕大钧简介
这兄弟四人，互相切磋论道考礼，又从自身做起，弱冠、婚姻、丧祭，全部本于礼法。他们创制出的《吕氏乡约》，如同一道泉眼，将千年文华精粹化作涓涓清流，流入田间地头。
文人学成，或是应考出仕，或是隐逸山林；有人经济社稷，有人笔传珠玑。但“蓝田四吕”所为，似乎超越了这些。
吕氏一门贤昆仲，将先贤文明的结晶化作三千多字的细则，内容涉及当时社会形态下人们生产生活、学习处世的方方面面，引导和教化民众尊德行善，对地方治安治理、邻里和睦、促进社会稳定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乡约由村民邻里自愿加入，推举德高望重的人主事，定期开会议事，评断是非，赏罚有则，使乡人间和睦相处，形成敦厚民风。
移风易俗，功德千秋。这是“蓝田四吕”被历代推崇的缘故。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学智：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十六个字，是《吕氏乡约》的精华。
“德业相劝”， 规定族人行为处事须遵行道德操守，多行善事义举，知礼知节，劝勉共励，是为“以德立本”。
“过失相规”，规范了六种犯义之过，四种犯约之过，五种不修之过，并有处置细则说明，是为“矩则劝过”。
“礼俗相交”，“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以详细条款规范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处事的礼节习俗，是为“以礼勒行”。
“患难相恤”则是民间自发的互相救助的一种形式，是为“守望互助”。
陕西蓝田芸阁书院院长 牛锐：
《吕氏乡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结合日常礼仪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规范。当时，民间操办婚丧嫁娶往往花费极大，《吕氏乡约》提出了一个“各量其力”的原则，规定凡是入约的民众都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相互赠礼，如嫁娶与庆贺所赠羊、鸡、兔、酒、水果、蜡烛与布帛等物，总值多不过三千文，少则一二百文。
这一部《吕氏乡约》，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成文的规范性乡规民约。“蓝田四吕”集纳儒家礼教精华，以自己的体悟、实践，诠释“关学”，从礼仪道德标准入手，对民众进行约束和教育，扬善抑恶，规正民风。
蓝田县档案馆原馆长 曾宏根：
《吕氏乡约》颁行后，不仅在当地受到推广践行，更是以关中为源，径流天下。南宋大儒朱熹编写《增损吕氏乡约》，以之为教材，教化天下。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据《吕氏乡约》在江西推行《南赣乡约》，此后传行南北。即便到了近代，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推广“乡村教育”时，仍以《吕氏乡约》为范本。
“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吕氏乡约》的声音。”这是已故文学家陈忠实笔下《白鹿原》里所写到的场景。
这乡约便是《吕氏乡约》。陈忠实曾说：“我创作的《白鹿原》，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他不惜篇幅，把乡约的前几条照抄到《白鹿原》里。这一切源自一次不期的邂逅。1986年，陈忠实到陕西蓝田查阅当地县志时发现了《吕氏乡约》。仔细研读资料后，他发现，《吕氏乡约》之所以能在白鹿原上经久流传，正是因为乡约将传统文化和道德准则凝练为条理化、通俗化的“金科玉律”，成了祖祖辈辈教化子孙的人生教材，成了人们心理结构的柱梁框架。
“有教无类”这一古训，在时代变迁的验证下颠扑不破。而乡风野俗在高度文化自信和深度思想转化的善意引导下，也可焕然一新。
“蓝田四吕”和他们的《吕氏乡约》有什么目标？吕大钧曾写下《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文中描绘了“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的大同理想。
时光流转，如驹驰过。“蓝田四吕”和他们的《吕氏乡约》，携着那个流光溢彩年代的厚重蕴藏，绵延浸润了三秦大地，甚至影响到东南亚汉文化圈。乡约于十五世纪开始传入越南、朝鲜等地，为有识之士所推崇。
又是一个千年。如今的《吕氏乡约》，在新的文化盛景中，依旧薪火相传。蓝田这座千年古县，正将乡约中的精髓要义，融入社会管理、培育乡风文明，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吕氏故里的桥村小学，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十六字作为校训，每日诵读。
世易时移，然文华思辩不衰。曾经千年一结的硕果，仍然滋润、激励着新时代的人们。
“蓝田四吕”石碑
●《吕氏乡约》摘编
德业相劝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
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
——摘自《吕氏乡约》
【解读】
所谓“德”，是指看到美好善良的行为，一定会效仿学习，最终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看到不好的行为，则一定会认真反省，力求改正。这样做的结果，既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也有利于家庭和睦；既能周到地侍奉父母，也能有效地教育子弟；既能引导儿童，也能敬事长辈；既能和睦亲属邻里，也能审慎交接友朋；既能恪守清廉端正之风，也能广施恩惠于百姓；既能接受他人的委托，也能救济患难之人；既能约束自己言行，也能帮助他人不至于犯错；既能办好众人之事，也能化解争斗，明辨是非；既能兴利除害，也能使为官者尽职尽责。
所谓“业”，指居家要侍奉好父兄，教育好子弟，善待好妻子；在外则要尊重长者，诚信交友，教育晚辈。同时还要好好读书，努力耕种，经营好家业，周济贫困。对于古人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业，应好生经营。
《吕氏乡约》中“德业相劝”这一条，就是要求邻里之间应在道德和功业上相互劝勉激励，以使每个人都能在道德上得以提升，功业上有所建树。
过失相规
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
犯义之过：一曰酗博斗讼，酗谓恃酒諠竞，博谓博赌财物，斗谓斗殴骂詈，讼谓告人罪慝，意在害人者。若事干负累，及为人侵损而诉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违，踰违多端，众恶皆是。
三曰行不恭孙，侮慢有德有齿者，持人短长及恃强陵犯众人者，知过不改、闻谏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为人谋事，陷人于不善，与人要约，退即背之，及诬妄百端皆是。
五曰造言诬毁，诬人过恶，以无为有，以小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书，及发扬人之私隐，无状可求，及喜谈人之旧过者。
六曰营私太甚。与人交易伤于掊克①者，专务进取不恤余事者，无故而好干求假贷②者，受人寄托而有所欺者。
犯约之过：一曰德业不相劝，二曰过失不相规，三曰礼俗不相成，四曰患难不相恤。
不修之过：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恶及游惰无行、众所不齿者，若与之朝夕游从，则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暂往还者非。
二曰游戏怠惰，游，谓无故出入，及谒见人，止务闲适者。戏，谓戏笑无度，及意在侵侮，或驰马、击鞠之类，不赌财物者。怠惰，谓不修事业，及家事不治，门庭不洁者。
三曰动作无仪，进退疏野及不恭者，不当言而言、当言而不言者，衣冠太饰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入街市者。
四曰临事不恪，主事废忘，期会后时，临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节。不计家之有无，过为侈费者，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者。
已上不修之过，每犯皆书于籍，三犯则行罚。
——摘自《吕氏乡约》
【注释】
①掊克（póu kè）：指聚敛，收刮民财。
②假贷：借贷。
【解读】
“过”，过错；“失”，失误。“过失相规”，就是说，如果发现亲朋邻里有了过错或失误，应尽早予以劝诫，不致使其铸成大错，甚至导致不良的后果。
《吕氏乡约》指出人们常犯的过失有三种类型：“犯义之过”，“犯约之过”，“不修之过”。
所谓的“犯义之过”，即指违犯社会道义方面的过错，这主要有六种类型：
一是“酗博斗讼”，就是违犯酗酒、博赌、斗殴、诬告等过错；
二是“行止踰（同“逾”）违”，就是在行为举止方面，犯踰礼违法的过错。
三是“行不恭孙（同“逊”）”，即犯行为不恭的过错，如侮慢长辈、攻人之短、恃强凌弱等，或知过不改，或当人劝谏时而变本加厉，为之更甚者。
四是“言不忠信”，即犯不能忠信待人的过错，如与人谋事却陷人于不义，与人有约而又违弃等。
五是“造言诬毁”，即造谣生事，夸大事实，当面为是，背后为非；或写匿名书信，扬人隐私，或喜论他人已改正的过错。
六是“营私太甚”，即与人交易，极端自私；待人冷漠，与己无关之事不予搭理。更为甚者，还有受人之托而中有欺诈者。
上述六项都是违犯基本道义的过错。
所谓“犯约之过”，即德业不相劝、过失不相规、礼俗不相交、患难不相恤之过。
所谓“不修之过”，即不注意个人道德修养而导致的过错。其具体的过错是指：
一是“交非其人”，即犯交友不慎的错误。强调不要与那些凶顽之流、游惰无德行者或为众人所不齿者交往。
二是“游戏怠惰”，所谓“游”，即游手好闲者；“戏”，即戏笑无度，玩物丧志，且有侵侮他人意向者。“怠惰”，即指不恪守本分，不专务事业，以及不能管理好家事，门庭家院不能保持整洁者。
三是“动作无仪”，即做事鄙陋，不讲规矩，有失恭敬之行为。在与人交往中，言语不节，不当说时却放肆去说，该说时却又不说。在公众场合衣冠过于奢华或衣冠不整者。
四是“临事不恪”，即临事不够恭敬、谨慎，或临事怠慢者。
五是“用度不节”，日常家用不能量力而行，或过于侈靡浪费者。
以上皆因不注意自身修养所导致的过错。
凡发现有上述过错，相互之间要真诚地加以劝诫。
吕氏故里·蓝田水陆庵
礼俗相交
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遽行，且从家传旧仪。甚不经者，当渐去之。
凡与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当众议一法共行之。
凡遇庆吊，每家只家长一人与同约者皆往，其书问亦如之。若家长有故，或与所庆吊者不相识，则其次者当之。所助之事，所遗之物，亦临时聚议，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数。若契分浅深不同，则各从其情之厚薄。
凡遗物婚嫁，及庆贺用币、帛、羊、酒、蜡烛、雉、兔、果实之类，计所直多少，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丧葬始丧，则用衣服或衣段以为襚礼，以酒脯为奠礼，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则用钱帛为赙礼，用猪、羊、酒、蜡烛为奠礼，计直多不过五千，少至三四百。灾患如水火、盗贼、疾病、刑狱之类，助济者以钱、帛、米、谷、薪、炭等物，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二三百。
凡助事谓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则借助器用，丧葬则又借助人夫，及为之营干。
——摘自《吕氏乡约》
【注释】
①书问：指书信、音问。
②庆吊：庆贺与吊慰。亦指喜事与丧事。
【解读】
关学重视躬行礼教。《吕氏乡约》规定，凡婚姻、丧葬、祭祀等礼俗，皆当遵循《周礼》规定。如果在匆忙时不能实行，可以按家传旧仪礼俗实行。与古周礼不合的礼仪习俗，当逐渐去除。
凡与乡间邻里交往以及往还书信等，应该由大家商订一个规则，共同遵守。
凡遇到庆祝、吊丧等事，所行之礼数，可临时聚议，从实情出发，量力裁定。
凡帮助他人之事，其原则是助其能力所不足者。婚事需借用他人之器物，丧事需借助他人人力，大家都应该尽力配合。
患难相恤
患难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则遣人救之，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并吊之耳。
二曰盗贼，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
三曰疾病，小则遣人问之，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
四曰死丧，阙人干，则往助其事；阙财，则赙物及与借贷吊问。
五曰孤弱，孤遗无所依者，若其家有财可以自赡，则为之处理，或闻于官，或择近亲与邻里可托者主之，无令人欺罔。可教者，为择人教之，及为求婚姻。无财不能自存者，叶力济之，无令失所。若为人所欺罔，众人力与辨理。若稍长而放逸不检，亦防察约束之，无令陷于不义也。
六曰诬枉，有为诬枉过恶不能自申者，势可以闻于官府，则为言之；有方略可以解，则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众以财济之。
七曰贫乏。有安贫守分而生计大不足者，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
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还，及损坏借物者，皆有罚。凡事之急者，自遣人遍告同约；事之缓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遍告之。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
——摘自《吕氏乡约》
【解读】
此款条约旨在提倡互帮互助精神，一家有难，四邻支援。所说患难之事，主要有水火灾害，遇盗贼之劫，疾病，死丧，孤独无依，受到诬告而不得申诉，以及生活贫困难以为继者。对于遇到患难之邻里，大家应当相互怜悯体恤，给予力所能及的救济。
●专家观点
《吕氏乡约》的治理智慧和文化意义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蓝田吕氏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基于乡村安定、乡邻和睦的诉求制定了以道德教化为主的《吕氏乡约》，通过整合社会秩序去恶扬善、彰显正义、淳化风俗、提升道德，以此感化乡里，移风易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约。
乡约主旨与儒家核心价值
《吕氏乡约》的主旨内容和纲要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约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具体体现和阐发了儒家以德性伦理、正义原则、礼教秩序、和睦乡邻、内省修养为核心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
首先，《吕氏乡约》贯彻了儒家道德理性的精神，把培养乡民的道德意识放在首位。《吕氏乡约》首先提出村民之间应该“德业相劝”。何谓“德”？《吕氏乡约》主张村民首先要做到“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认为德的核心是向善、求善，要求每个人都要充分扩充天赋于己的善的本性，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并强调发现非善的行为就一定要改正。这显然是把孔孟的仁爱观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加以贯彻的具体体现，彰显了儒家的德性伦理。履行《吕氏乡约》赏罚职责的主事者称“约正”，必须是“正直不阿者为之”，即要求那些具备较高德行的人来充任。履约者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包括修身、齐家、为人、处事、交游、教育以及扬善止恶的道德目标等，可见，《吕氏乡约》通过“德业相劝”以及相关约定条文，凸显了儒家道德在乡约中的主导性。
其次，“过失相规”具体地讲到村民不仅要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少犯错误，还要履行帮助他人改正错误的道德义务。《吕氏乡约》具体地列出了村民可能会犯的错误，包括“犯义之过”、“犯约之过”和“不修之过”三个方面，也规定了履约者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
再次，《吕氏乡约》贯穿了关学重儒家礼教的传统，主张“以礼化俗”，把乡村的秩序建构放在重要的地位。吕氏兄弟在《吕氏乡约》中尽力把礼贯穿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婚嫁、丧葬、交往、接济等，“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遽行，且从家传旧仪。”在吕氏兄弟看来，乡村中婚姻丧葬祭祀等事，皆应遵循《礼》的规定，使礼成为乡民日常行为的规范和准则。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对此高度称赞：“（吕大钧）先生条为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最后，“患难相恤”，贯彻了儒家，特别是关学惠民、济困、相互帮助以及“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精神。《吕氏乡约》针对乡村经常或可能发生的“患难之事”，即“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七种情形，分别提出相应的规约举措，充分体现了儒家仁爱、互助的精神。所以，《吕氏乡约》的制订和实施，可视为儒家思想在乡村的重要实践，表现出特有的乡村治理智慧和文化意义。
乡约的治理智慧和文化意义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吕氏乡约》依然有可供借鉴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吕氏乡约》具有启迪村民道德自觉和自律的智慧。条文凸显的是道德为本、正义至上的精神，当道德自律化入人心，成为乡民的自觉意识时，就能收到“诚于中，形于外”的效果。引导和教化民众向善为善，互助友爱，遵纪守法，方能彰显社会正义和良好道德。同时，以道德性原则去处理邻里之间的关系，会促成良好的乡风民俗，从而达到劝善惩恶、感化乡里的目的。
第二，将社会教化通过民间自愿约定的方式加以实施。《吕氏乡约》不是自上而下的宣讲法令，而是“入约”者自愿的约定，“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这正说明了乡约具有道德自律的意义。
第三，它是实现乡村自治的重要形式，体现了传统农业文明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智慧。由于《吕氏乡约》是大家自愿、自发协议的约定，并通过社会舆论、自我约束、邻里之间的相互监督、必要的奖惩等来加以落实，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法律与乡村习俗之间管理的真空，成为对法律的必要补充。
重视研究乡约的智慧，把传统乡约引入现代乡村振兴战略之中，不失为儒学融入现代农村有效治理的一个可行路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