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资金拨下来了，被分配给了不符合条件的亲朋好友；
低保名单里，加上了老婆孩子的大名；
扶贫项目，资助的全都是好兄弟老朋友……
在扶贫惠农、土地征收、“三资”管理、危房改造等领域，基层干部如此优亲厚友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中央纪委督办的问题线索中，此种情形也比较突出。
在江苏省盱眙县，近年来查处了不少优亲厚友的问题，甚至一个镇子里同一时间段发生数起类似案件。其中较多涉及危房改造、低保申领、项目申报中的违规操作。
手里的补助名额，“送”给妻子、儿子、大舅子、领导
几年前，根据中央和省、市扶贫工作精神，江苏省盱眙县政府发文要求全县20个乡镇统计上报申请危房改造补助名单，根据文件的规定，申报符合条件的可领取数千元补助。
这个政策，让当地一些村干部“怦然心动”。
在盱眙县桂五镇，围绕危房改造工作，一段时期内接连发生了数起优亲厚友案件。
“我以为只要报上去完成了任务就可以，报谁不是报啊，更何况有利可得呢！”2015年1月，盱眙县桂五镇藕塘村报账员吕顺阳在组织审查时如是说。
2013年7月，藕塘村作为省定经济薄弱村，获得了63个危房改造补助名额。接到工作任务后，吕顺阳经过实地走访，统计出了57户符合危房改造标准的名单。此时，他本应严格按照规定，上报符合条件的57户名单。但手里还剩了6个名额，怎么办？财迷心窍的吕顺阳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安慰自己：“我这么做没有损害哪个贫困户的利益，该上报的都已经上报了。反正都是中央拨下来的钱，给谁不是给啊，镇里给了63个名额，不完成就是浪费。”
在上报了妻子和儿子的名单后，吕顺阳为了“平衡”，又将剩余的4个名额“送”给了时任村党总支书记陈刚（另案处理）等村干部。2013年12月，吕顺阳妻子和儿子的账户上分别收到6000元危房改造补助款。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桂五镇方港村时任报账员冯必俊身上。2013年7月，手握上报危房改造名单权力的他，在统计时优先将其妻子哥哥的名字作为C级危房改造户上报。
在接到举报后，桂五镇纪委对吕顺阳和冯必俊的违纪行为严肃查处，两人均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接连发生的类似案件，让桂五镇纪委深刻反思、吸取教训，对全镇范围内的危房改造补助违纪问题线索开展大起底，对同类案件快查快结，查处了一批在危房改造上报过程中优亲厚友的违纪问题。
战友送他10斤粉丝和一只狗獾，他帮战友拿到了项目补贴
2015年1月，个体户柏某某在盱眙县天泉湖镇化农村承包了760亩土地后，找到了在县委农工部任科长的战友江某，表示想申报省级家庭农场项目补贴。经江某指点，柏某某在工商部门注册了“盱眙县古城天泉湖谷物种植家庭农场”，并在天泉湖镇农村经济服务站登记备案，等待全县的统一申报。
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为了项目能够成功申报，柏某某也没闲着。2015年春节后，柏某某与合作对象一道，给江某送去了10斤粉丝和一只狗獾，江并未拒绝。3月，江某又在下乡工作时，接受柏某某的宴请。用江某的话说，“以前我和他之间就是简单的战友聚餐，或者家里有事互相出礼的来往。他送我土特产，无非是想增进关系，让我对他申报的项目给予关照。”
2015年5月，终于等到省里通知上报项目的日子了。江某深知按照省农委和省财政厅的文件规定，战友承包的这760亩土地是不可能申请到项目补贴的。
于是，他暗中指导柏某某两次修改《盱眙县家庭农场认定申报表》，土地流转规模由最初所填的1110亩调整为297亩，巧妙地将亩数“控制”在了省定的300亩以内。之后又打电话给天泉湖镇农经站站长，明确要求其“关心关心”柏某某的项目。最终，天泉湖镇农经站在登记备案的10个家庭农场中，“筛选”出了柏某某的项目上报至县委农工部。9月的第二天，柏某某的账户上就收到了省财政下拨的34000元项目补贴……
江某不曾想到，在战友领到项目补贴整整一年后，自己当初的违纪行为被县纪委发现了。2016年9月，县纪委给予江某党内警告处分。
针对扶贫领域连续出现的优亲厚友等违纪问题，当地纪委开展“阳光扶贫”专项行动，两次共组成15个专项督查组，以抽查、排查等方式奔赴全县20个乡镇、街道走村入户了解情况。还出台《盱眙县深化基层“五长”（村长、所长、站长、校长、院长）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和《盱眙县村（居）重点权力制约监督办法（试行）》，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加强对基层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整治扶贫优亲厚友，需要盯住这些问题
亲属、朋友、同事，为何成了基层干部过不去的“坎儿”？农村基层是人情社会，一些党员干部手握项目申报、低保申报、危房改造申报“大权”时，潜意识里就倾向于关照自己的亲朋好友，优亲厚友的问题也就频繁发生。除此以外，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
一些镇村干部纪法意识淡薄。盱眙县纪委在执纪审查过程中发现，镇村干部违纪几乎占全县党员干部违纪的80％。2014年，淮河镇一位65岁的村书记被审查时，他两次表示，并不清楚以妻子名义制作假材料骗取国家渔船柴油补贴的行为已构成违纪，“我看到很多人都这么操作了，应该不会有问题，于是我也跟着填报了。”
权力过分集中，监管时常缺位。以扶贫项目申报为例，上报权力集中在县级农业部门，而第一道关口在村组干部。国家实施的扶贫项目、下拨的扶贫款，给谁或不给谁，基本上由村组、镇对口站所和县农业部门具体业务科室的某几个人说了算。2015年4月，因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判刑的原盱眙县农委渔业科科长梁宗林就是手握如此大权的典型。他曾在忏悔书中写道：“我手里握的是项目的生杀大权，谁的项目行，谁的项目不行，都是我说了算。如果当初有人来监督我，我就不会犯下如此大错。”
群众监督不够，权力运行不够阳光。近几年，中央在基层开展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等工作，设立了不少扶贫项目，下拨了不少扶贫资金。但是，由于相关政策法规没有及时宣传到田间地头，就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2014年起，鉴于低保申报过程中频繁出现违纪违规问题，盱眙县民政局要求全县各乡镇社保站一年四次在各村村部、卫生所、学校门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公示下一季度的低保名单和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公示低保名单是好事，现在村民的监督意识也强了，对哪个低保户有疑问，拿起手机就可以向纪委举报。这样村干部也就不敢打低保金的主意了。”这两年，低保申报过程中的违纪违规问题在当地已经十分少见。
……
扶贫优亲厚友的现象，背后有干部目无法纪的内因，有制度和监管漏洞的现实，也有文化糟粕的影响。如何破解难题，考校着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也考校着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基层；纪检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敢于反映和处理问题；还应从传统文化上下功夫，弘扬文化根脉中的精华，摒弃讲人情看关系、重人情轻规则的文化糟粕，让基层党员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分清贿与礼、公与私、情与法，让大家真正认识到：人情有度，纪法为界。（江苏省盱眙县纪委｜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张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