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人从此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只要在当时生活过的中国人都会记得，那以后自己的生活、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
3年前，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满怀激情地说：“从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华民族内部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巨大能量，像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震撼大地。人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页。
历史的回顾
七七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从19世纪末起就不停息地步步进逼，妄图征服并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终于激起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全民族反抗。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是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逐步成为中国面对的主要侵略者。
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是大多数中国人事前没有想到的。甲午战争后，列强大大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1年之久，强迫家家户户都悬挂他们的国旗；日本还强行在华北派遣“驻屯军”，后来的七七事变就是由这支军队首先发动的。
这一切，怎么能不深深刺痛有骨气的中国人的心？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发生那年，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维新志士谭嗣同满腔悲愤地写下沉痛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台湾因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割占。台湾民众在日本占领军到来时，在台北、新竹、台南等地浴血抗击，坚持5个多月，日本侵略军死伤32000多人。在日本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台湾民众的反日运动始终未曾停止。
1927年，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兼外相，召开“东方会议”，标志着军部直接控制了日本外交。田中外交的突出特点，是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国的“满蒙”地区。这是日本侵华的一项重大决策，也就是所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是无限的，但它的实力有限，只能分步骤地推行它的计划。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他们在沈阳以北不远的柳条湖炸毁一小段铁路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立刻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第二天凌晨占领了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后，侵占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2年，他们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接着，又西进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先占领热河省，随后向察北、绥东推进。这些都是“必先征服满蒙”战略意图的体现。
1933年的长城战役仿佛越出了这个范围。日本侵略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当局在华北的主要负责人黄郛、何应钦已准备放弃北平。而日本在胁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后撤到长城一线。这不是出于什么善心，而是觉得条件还不够成熟：那时世界法西斯阵线还没有正式形成；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的统治秩序还不巩固；对进一步侵占华北会不会引起西方列强干预还存有一些顾忌。因此，他们留待“第一阶段终了”后再跨出第二步。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尽管南京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又过于期待西方列强的干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实行“不抵抗”政策，但爱国军民仍奋起抵抗。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黑龙江、吉林同日本侵略军血战，给了全国人民很大鼓舞。东北人民的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中共中央先后派遣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从1932年起，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陆续成立。第二年，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组成东北抗日联军，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人，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那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危难环境中同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从1942年起，抗联主力转移到苏联境内休整和训练，1945年又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军，歼灭日本关东军，为建立东北解放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的。在局部抗战时期，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冯玉祥等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多路中国军队在1933年进行长城抗战、傅作义指挥绥东百灵庙大捷等，也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七七事变
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侵华步伐。他们强烈地认为，能够供应日本短缺资源的地区需要包括整个中国大陆，他们十分垂涎山西的煤炭、河北的铁矿等资源，从而把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地区。
1935年8月，日本陆军省提出所谓《关于对北支政策》，明白地提出要把华北五省变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11月中旬，日本军方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1936年，日本驻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他们完全置中国主权于不顾，挤走中国驻军，非法进占北京南部卢沟桥附近3条铁路的会合处丰台镇，并且设立军事指挥部。他们在平津近郊举行多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从每月一次增加到三五天一次，从一般演习到实弹射击，从白昼演习到夜间演习。日本空军的飞机也在平津上空任意盘旋。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华北各地早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景象。
这一切，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一个从南方到华北读书的学生写信给《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说：“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这也许是今天的青年学生难以想象的。
这种悲愤的情绪郁积着、奔腾着、增长着，整个中国就像一座喷薄欲发的火山。从平津学生开始，掀起了席卷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成立起各界民众的救国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这是全民族抗战能够实现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就在1937年7月7日这天晚间，驻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中，日军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卢沟桥东的宛平县城搜查，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拒绝。20分钟后，那个士兵自行归队，但日军仍围攻宛平城，中国驻军奋起抗击。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事变的性质和是非没有任何可以争论的余地，但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却还要就此胡搅蛮缠。其实事情很清楚，中国在日本并没有一兵一卒，而日本却不顾中国主权，把军队强行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任意采取军事行动，围攻中国县城，威逼平津和华北，使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关头。这不是侵略是什么？硬要狡辩，只能说其不知羞耻为何物。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7月8日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也看到：“今日的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上说了一句名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句话受到国人普遍赞扬。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就这样开始了。
全民族抗战带来了什么
前面说到，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动情地说：“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
历史总是一环紧扣一环地不断发展而又有它的阶段性。“从那时起”四个字不能小看。作为新的“起”点，“那时”以后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不只是军事行动范围和投入力量的扩大，更重要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使中国发生了哪些有着全局性意义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5月提纲挈领地指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第二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从宏观的大视角出发，把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且指出这三个阶段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打击的目标都有所不同。其中，他这样说：“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从这样一种全局性考察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一，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和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使各民族之间形成强烈的认同感，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从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已越来越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华侵略，在七七事变以前和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从局部性侵略发展到全面侵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深入中国内地，占领了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生活的广阔土地，在不少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家庭的生活。这种状况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
实际生活的教育，是任何滔滔雄辩都无法相比的。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这种悲惨状况，决不是个人力量所能改变的。只有当国家和民族有了前途时，才有个人前途可言。著名作家巴金1937年8月在战火纷飞的上海写道：“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多少人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多少人抛弃旧怨而携手共同救亡，这在平时并不容易做到。
中华民族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这种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是无形的力量，在以后一直成为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动力。
第二，民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古代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民主传统一直极为缺乏。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强大的敌人，人们最关切的问题莫过于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答案很明显：只有依靠四万万民众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而要使全国民众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切实维护民众的利益，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随着全民族抗战走向深入，民主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坚决地依靠群众，由人民当家作主，认真推行减租减息，实行民主政治。
美国很有影响的《时代》《生活》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当时写了一段报道：“共产党的全部政治论题可以概括为下面的一段话：如果你遇见这样的农民——他的整个一生都被人欺凌、被人鞭笞、被人辱骂，而且他的父亲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痛苦感情都转移给了他。你真正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地方政府，让他组织自己的警察和宪兵；给予他权力，让他决定自己应交多少赋税，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农民就会变成一个具有奋斗目标的人。而且，为了保卫这个目标，他得同任何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进行殊死拼搏。”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在抗战期间能得到那样大的发展？奥秘就在这里。
再来看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民主政治方面有过一点改进，一时出现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人们曾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变成失望。国民党政府甚至变本加厉地强化独裁统治，特务横行，豪门资本大发国难财，力图消灭一切异己力量。于是，争民主的运动在大后方日益发展起来，到1944年以后更走向高潮，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对战后中国政治生活的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中国共产党被更广大的民众所了解和接受。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的。但是，在全民族抗战以前，它的政治影响主要在各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由于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加上中共中央多年“左”的关门主义错误，一般民众对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能够公开或半公开活动，人们对共产党的主张和真实情况逐渐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了解。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对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优势和弱点、对战争将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对应该采取的政策和战略战术进行深入分析，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这些都是全国民众当时最关心的问题，而在以前还没有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前途作过如此系统、具体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以后，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毛泽东同志所作分析的正确性。这就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实际行动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也让人们感到耳目一新。一些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观察者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所作的报道，也让大后方许多人看到了一个过去并不了解的天地，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新的希望。到战争结束时，国共两党已被人们视为可以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
除了这三点，全民族抗战还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国际地位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习近平同志热情地说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他又指出：“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在七七事变80周年的今天，我们对先人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充满敬意，一定会继承他们的遗志，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地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奋勇前进。（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金冲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