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从我记事起、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实诚的人，既朴实又真诚。70多岁的他有三个“身份”。
一个是“党员”。父亲入党很早，听他讲是在文革期间。前些年，父亲会经常拿现在的党员和他们以前的党员比，他说那时候的党员思想单纯、觉悟高，党员、村干部什么都是带头干。交公粮带头交，出工带头出，通知开会提前就到……不同现在有的党员又懒又小心眼，组织党员开个会都难，有的要发务工费才来开。父亲说现在这个问题上边重视了，一定会好起来的。记得三年前有一件事，父亲跟我讲村小组召开党员会，由于村上宅基地紧张，要拿农户十多亩的自留地来卖地批建房。当时的小组长在会上说只是给党员告知一声，近期将动手实施。父亲第一个站出来发言，讲自留地是各家各户“自留”的，不能拿来作交易，况且集体土地不能私自买卖、批建房，这种做法是违纪违法的！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党员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结果这会不欢而散，自留地保留了下来，到现在村上各家各户还照常作为自家的菜地种菜使用着。
一个是“文书”。曾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问母亲说是到村里的大队上做事去了。后来渐渐长大一些，才得知父亲是在大队上当文书，还兼着财务。读小学的我，不经意地发现父亲常常夜半三更还在写材料、做报表，很是忙碌且辛苦。直到我读初一的时候，父亲突然有一天回来，就再也没去大队了。过了一段时间，听父亲说大队支书实在不像话，时常会拿一些不名的“白条子”来支钱报账。父亲讲原则，无论支书怎么解释甚至命令，他坚决不办。因为钱的问题，有一次气急败坏的支书和我父亲吵了起来，并且气势汹汹、恼羞成怒地叫我父亲不用干了，收收铺盖走人。走就走，我父亲二话未说，毅然离开了大队。后来，大队上来人劝了多次，但我父亲就是不回去。他说他看不惯有些大队干部的嘴脸，看不惯他们的一些做法，不能昧着良心做事！
还有一个是“主事”。由于父亲有当过农村干部的经历，人又和善好处，再加上有一大把年纪，村里农户因“家务事”，经常找他去解决。他几乎来者不拒，认为是群众对他的信任，反而是在为群众做善事，他乐意！做完后，他每每都会无比的欣慰。譬如有的农户分家、分地等分不下去，找他去“调解”，还果真迎刃而解；他字写得好，有的需要写字，比如写春联、牌位等，找他去书写；有的知道他当过文书，找他帮写信、写证明、写诉状等，他都一一应允。记得去年有一户人家找上门来，请他写一个生活困难补助的申请，父亲边写边问这种事直接找村小组干部“打证明”来得快些，这户人家直言不讳说他们村小组干部写不来，叫他找人写。父亲有些生气，喃喃自语道：“连群众这种小事都做不来，怎么当上的干部、怎么当干部？ ”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作为父亲的儿子，作为“公干”的我，传承着父亲的“基因”，在“纪检人”的路上，一干就是十年。十年来，我流淌着父亲“实诚”的性格禀赋，肩负着《党章》赋予的神圣职责，诠释着“忠诚卫士”的崇高荣誉，践行着“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质，一直前行，一路前行……（嵩明县纪委 杨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