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虽过去多年，但一直铭刻在我心底，它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纪检干部，面对诱惑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否则就愧对“纪检干部”这个称号。
那是2006年夏天，县纪委在查办一起国家公职人员入股投资采矿案件时，从乡（镇）和有关单位抽调一部分人员参与，我和老李作为乡（镇）纪委专职委员，被抽出参与了对一名当事人的双规“陪护”，吃饭、睡觉，都是我和老李及那名当事人在一间屋子。首次参加这样的工作，心底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县纪委领导对我们的信任，紧张的是怕哪里做不好，影响了案件的查办。所以，我和老李都小心翼翼，谨言慎语，每晚睡觉前都要认真检查房间，并在大脑里梳理一遍全天的情况，看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10多天过去了，一切都很顺利。
一天晚上，已是11点多了，房间里十分安静，听着对面床上当事人传来轻微的鼾声，我和老李又商量了一下不能睡得太沉之类的事宜后，便躺下了。10多分钟后，老李起身去了外间的卫生间。这时，当事人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向着我小声又迫切地说：“兄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
我警惕又不露声色地说：“你说，什么事？”
“你能不能和那位老同志商量一下，把电话借我打一个，就两分钟，出去后我拿5000元给你们充话费”。
我心里一咯噔：5000元，那相当于我半年多的工资啊。略一思考后，我严肃地说道：“你这不是要我们违纪吗，不行。”
他又反复说了一些就是和家里人聊一下等等之类的话，见我不为所动，又说了一句：“6000元嘛，好不，求你帮这个忙。”
我更加肯定地说：“这是违反规定的，我们决不能做。”见我言辞果断，他叹了一口气，又躺下。这时，老李从卫生间回来了。
当时，按照办案组规定，我和老李共用一个电话，但平时都是关机并取出电池，由我保管手机、老李保管电池，且任何时候都不能离身，只能在“有情况”时才能俩人“组合”后开机，并只能向办案领导汇报，一律不得向外打电话，包括自己的家人。
过了一会儿，我也起床去了洗手间，并没忘记把手机拿上。回到床上，又过了10多分钟，当事人似乎睡着了，传来了沉重的“鼾声”，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正想着应把刚才的情况和老李说时，老李从床上下来，走到我的床边轻声说：“小肖，你起来一下，我俩去卫生间”。我心想，可能老李也发现什么重要情况。来到卫生间，老李说：“刚才你去卫生间时，他叫我和你商量，把电话借他打一个，还说出去后给我们充5000元的话费，被我拒绝了”，我忍不住笑了一下：“刚才你去卫生间时，他叫我和你商量，也说给我俩充5000元话费，后来又说6000元，我说不可能，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个情况”，老李神色凝重起来，说道：“看来他是在分别做我俩的工作啊，也许是想和外面串通”，老李说，这可是原则问题，我们可不能犯糊涂。合计后，我们及时将情况向办案组领导汇报。
第二天早上，我俩一起将昨晚的情况汇报给了办案组领导，领导高度赞赏，同时召集相关人员研究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及目前工作进展等各方面情况，几日后，案件全面突破。陪护工作结束后，我和老李回到了各自所在的岗位。
如今，老李已退休，过着恬淡而幸福的生活，而我呢，一直在纪检纪监察这条战线上，做着虽苦但却很充实的纪检工作。我和老李有时会聚在一起，吃顿简单的饭，喝一两杯酒，回顾过往，聊起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们都感到经历了一次很特别的考验，幸运的是，我俩经受住了考验，心底很踏实，也很感慨！（彝良县纪委 肖荣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