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家里四口人，除了我，爸爸妈妈、姐姐都是医务人员。80后的我，成长在医院的院子里，从小就目睹失去亲人的悲痛场面，也见过迎接新生命诞生的喜悦。爸妈工作繁忙，工作时间不规律，有时还要上夜班，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姐姐就自己做饭、自己上学。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虽然具备了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可是，在我模糊的回忆里，对于家庭的快乐时光，我总是努力回忆，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也许是过早的见过离别的衷伤，于是，小小的我心里暗自告诫自己：长大后一定不做医务人员。
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参加考试后顺利加入了公务员的队伍。党的十八大以后，机缘巧合我进入了纪检监察干部的队伍，开始学习并适应做一个纪检人。在这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受到：自己现在工作是那样的熟悉而陌生。熟悉是因为纪检人的工作性质和爸爸妈妈从事的医务工作性质是如此的相似，其目的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医生拯求的是被病魔威协的生命，而纪委拯求的是人生道上迷失了方向的灵魂。陌生的是儿时感受的“治病救人”和现在自己需要做的“治病救人”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和概念。医生使用药和精湛的医术，而纪委用党纪党规。我曾迷茫过：立志不做医务人员的我，绕来绕去还是要做“治病救人”的工作。开始我曾在思想上有过抵触，因为我怕面对生离死别的悲痛，又怕我在工作中因自己多愁善感而不能客观公正的履行自己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爸爸和一群医务人员为抢救那个垂死挣扎的病患而持续在手术台上工作近十个小时，最终成功把那个面色苍白、奄奄一息的病患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给我思想上带来了许多震撼和激动。手术后几天，当看见那位患者与家人在一起的温馨画面时，我瞬间释怀，认识到其实我的抵触是因为我没有认识到“治病救人”的真实意义，对于这份工作我过多的掺杂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怀，却忽略了“治病救人”本身的目的和意义。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真真切切地体现出了党“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以及对党员干部的真正关心和最大爱护。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日常管理监督，抓早抓小，让谈话提醒、批评教育，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及时将那些迷失了方向的党员干部拉回来。那些最终走向不归路的党员干部在忏悔时总是说：如果当时纪委的同志能多提醒今天就不会变成这样。每每听见这样的话语，我总是在想：不是纪委不提醒，而是有些干部根本没把纪委的提醒当回事。此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依然是那句网络热语：“且行，且珍惜”。
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们党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珍贵经验和教训。严管是厚爱，治病为救人。纪检监察干部在行使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过程中，发现问题、揭露问题不是没事找茬，其实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好比医生为病患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纪检监察干部只有真正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才能挽救那些越走越远的党员干部，才能算得上治病救人的“好医生”。现在的我，已经不再纠结于年少时的那点心结，相反，我很高兴也觉得很幸运，能够成为一名纪检人，我会倍加珍惜这份工作，努力做一名“好医生”。（丽江市华坪县纪委 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