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著名革命家。他两次赴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奉命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训练新军。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协统。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30日，他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人在昆明举兵响应。11月1日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5年，又在昆明和唐继尧等组织护国起义，宣告云南独立。1916年因病逝世，年仅34岁。
蔡锷将军短促的人生，除了辉煌的功绩之外，其廉洁的官德人品也给云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4年8月，蔡锷应广西巡抚李经羲再三邀请，去广西开办随营学堂、陆军小学、干部学堂、讲武堂，担任新军总教练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为了约束自己廉洁奉公，他在寓所门口贴出一副警示楹联：“淡泊明志，夙夜在公”。他平时生活极其俭朴，粗茶淡饭，家里的伙食每日只有几角钱。蔡锷离开广西时，所有行李仅书籍和随身衣服铺盖各一担。回到湖南老家，蔡锷只将历年的积蓄不过300元，全部交给母亲贴补家用。
蔡锷为首任云南军都督。当时云南是穷省，政府开支靠中央接济和各省“协饷”，还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独立以后，中央和各省“协饷”全都中断。云南百废待兴，处处缺钱。军政府采取了不少办法开源节用。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节俭俸给”，全体官吏一律采取低薪制！据蔡锷订正的《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记载：二曰节俭俸给。反正后，都督即规定军官薪俸表；上等一级实支银一百二十两，二级亦一百二十两，三级一百两；中等一级八十两，二级六十两，三级五十两；三等一级三十五两，二级二十两，三级十六两。省内各机关文官薪俸，亦比照此表规定。学校人员则视省内文官为等差。为节省开支，蔡锷还两次主动减发自己的薪金。
第一次是1912年1月，云南光复后，蔡锷重申同盟会革命纲领，实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整顿财政，实行减薪。据周钟岳《惺庵回忆录》记载，蔡锷曾经特地向他打听过，云南一般人家每天的生活费是多少？周钟岳如实回答后，蔡锷下令军需官对他的餐费支出要跟一般人家一个标准。为此，他还特地致电省内各地军政长官说：“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减，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以促政治之进，则维有约我同行，酌减薪俸，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源。”遵照蔡锷的指示，都督府制定了具体减薪方案，将都督府原定的十一级官俸，依次减去八成、七成、六成、五成、三成，但士兵的饷银仍照足额发放。此次减薪的原则是自上至下，职务越高，减薪的幅度越大，其中减薪幅度最大的正是都督蔡锷本人！由原来的白银600两减至120两。
第二次是1912年6月。蔡锷再次发布减薪令，明确指出，本省公务人员薪俸前已“减成发给，最多的不过百二十元（两），现今国事多艰，再加裁减，凡军政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其原薪六十元以上者，均减为六十元，以下递减，惟士兵暂仍其旧”。A两次减薪后，上等正都督蔡锷的薪俸又从每月120两（元）减到每月60元，仅为原来薪俸的十分之一，只相当于中等副都督（营长）的薪俸。如此低薪，开全国先例。此时蔡锷“公费收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蔡锷带头，其他人自然无话可说，削俸减薪进行顺利，增收节支颇见成效。
蔡锷在云南还努力革除清代官场奢华之风。他规定不得请客送礼，一职多兼的官吏不得兼领双薪，更不得受贿和侵吞缺额饷银。还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滥行宴会。”如果确实需要举行宴会，只能在星期天举行，一席宴会的费用也不得超过五元，违者惩罚！这时，偏偏有一个警察厅长不以为然，顶风违纪，没在星期天宴请了宾客。他还发帖请蔡锷首座，不料请帖送来，蔡锷在上面批道：“违背功令，罚薪半月！”
由于蔡锷以身作则，戒奢倡俭，辛亥革命以后，云南政界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蔡锷任云南都督之初，为了实行自己的廉政主张，果断地撤掉了一批贪官污吏，启用了一批清正廉洁的年轻军官。这时，也正是都督府需要用人之际，蔡锷在湖南邵阳老家的两个弟弟听说大哥当上了大官，两人决定由大弟蔡钟去云南看望蔡锷，同时想通过大哥谋个一官半职。兄弟在异乡相见，蔡锷十分高兴，便安排大弟在都督府里住下。过了几天，大弟却无走的意思，还期期艾艾地说出想在云南谋事的打算。一天晚饭后，蔡锷对大弟说：“你想在云南做事，也未尝不可以。但是，我身为都督，带头把自己的兄弟安插在身边，别人会怎么看，怎么说呢？弄得不好，还会跟着我做。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好。我看，母亲年纪大了，她老人家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不容易。你还是回去照顾母亲吧。”蔡钟听后一言不发，生着闷气。蔡锷却寸步不让地说：“我为国尽忠，不能尽孝了。家里的事，就拜托你和小弟了，我积下的20元钱，你拿回家去交给母亲吧。”蔡钟见大哥是毫无商量的余地，第二天就徒步踏上了归途。
1916年，曾任过云南军政府财政司司长的袁家普回到湖南，想安排蔡钟担任湖南铜元局局长。蔡锷此时在四川因病重即将去日本就医。他担心蔡钟难当此任，就向袁家普提出反对意见说：“恐（蔡钟）年少，有误公事。”这和古往今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1913年9月，蔡锷奉调北京任职。临行前，云南省参议会派人前去和蔡锷商量。说昆明各界人士有感于他主政云南期间的功德，准备为他塑造一座铜像，以为永久纪念。蔡锷当即表示反对，他劝阻说，不如将这笔费用拿去救济贫苦百姓，可救活多少人的生命！来人转达蔡锷的意思，参议会无不感动。
1913年初冬，蔡锷离滇进京，临行时，云南人民感于蔡公的恩德，要为刚满30岁的他建立“生祠”，相当于纪念馆。蔡锷仍然坚决劝阻了这一动议。云南省议会又决定赠给他三万法币作为旅费，他也力辞不受，但参议会的态度极为恳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蔡锷只得接受了五千元，用来偿还他在云南都督任上所欠下的债务。同时，友人谢汝翼等人赠他一千五百元，友情难却，蔡锷破例收下，但又将其中一千元捐给了经费紧张的湖广会馆。到北京后，袁世凯为了收买人心，派人为蔡锷举行欢迎仪式，并赠送一万元为他祝寿，蔡锷却坚决不肯接受。
1915年，蔡锷在云南和唐继尧等举起护国大旗，讨伐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气愤万分，下令撤销蔡锷一切职务，又令湖南都督汤芗铭查封蔡锷本籍家产，焚毁他的老家。不料蔡锷家中全无产业，当时宝庆（今邵阳）知事陈继良经过查抄后，回禀上报说：“查锷本籍无一梁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亲寄食其乡人何氏家，实无财产可查封。”由此可见蔡锷清正廉洁的风范！
蔡锷病逝后，人们发现他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幸得抚恤金和友人的资助，才还清了债款。蔡锷身后没有遗产，夫人潘惠英不得不自食其力，担任小学教员，教书糊口。正是凭着自己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蔡锷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也感动了身边和身后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