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翰，字伯举，明朝云南宁州（今属华宁县）人。元翰从小就“耻为凡儿”，很有正义感。 他十四岁考中秀才，在地方官学读书时，每遇到老生常谈、龌龊无聊的章句，就私下耻笑。每当感到时事不平，就怒发冲冠。他立志要像范仲淹一样，毅然以天下为己任！
万历十六年（1588），元翰24岁考中举人。但此后他进京会试，却屡试不第。因为家庭贫困，元翰不得不暂停考试，到湖北竹溪县谋得教谕一职，教书糊口。其间，他“博览钻研”，据说有天晚上，他听见池塘里鱼儿触动荷花之声，突然有所感悟，从此诗文大进！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36岁终于先后考中进士和庶吉士。这离他在云南中举已经整整12年了！
按科举制度，乡试和会试考生的试卷先要分由八房或十八房（位）考官批阅，决定是否向主考推荐，所以每房考官“荐卷”是科考最关键的环节，考中的人也要把本房“荐卷”的考官终身尊为“房师”。
元翰会试时，“房师”是明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有人为了拉拢元翰，私下对他说：“相公（沈一贯）很器重您，您今后何以报答相君呢?”不料元翰严肃回答说：“知己之恩，同于再生，学生何敢忘怀！然而，人臣之间无私交。如果相公开诚布公地为国为民，学生自当好好效力；不然，只因为私人关系而忘记国家的恩德，岂不辜负了相公对学生的期望？”元翰的回答是有所指的。
万历中后期，万历皇帝耽居深宫，多年不见朝臣，不理政事。国家大权旁落于权臣或宦官之手，导致了一系列日益激烈的宫廷斗争和“党争”。宁波人沈一贯作为内阁首辅，也是“浙党”的后台老板。他利用手中权秉，时与阉党、齐党、楚党等官僚集团暗中勾结，与当时相对正派的“东林党”官僚相互算计，互相攻讦，搅得政治混乱，朝野不安。
万历三十二年（1604），“散馆”考试后，元翰先后任吏部和工部给事中。这时，正值“党争”最为激烈。可以说当时在朝为官的人，特别是像元翰这种身为国家言谏监察官的人，谁都不能置身其外。从元翰的言论看来，他当时基本上和“东林党”的立场相似。希望重整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反对邪恶政治势力。在任给事中期间，他曾多次上疏抨击黑暗时政，矛头有时直指皇帝！他勇于揭发腐败官僚，不惧人言世故；他不顾身家性命，敢于为民请命！
例如，针对万历帝朱翊钧多年“深居不出”，不理朝政，元翰上疏指出，这正是造成国家政治“纪法分义、颓荡凌乱”的根本原因。他呼吁皇帝“立即视朝”，与大臣们商议急事，同时让监察官“随朝见面”，直陈天下利弊是非！针对自己的老师首辅沈一贯上疏辞官攻击别人，元翰上书指斥沈一贯为自己开脱罪责，混淆视听，制造纠纷，早该离职！此外，元翰还上疏反对劳民伤财的“三大殿工程”；反对宦官专权，贪扣矿税；反对贪官恶吏盘剥商人等等。
元翰的正直敢言自然激怒了“浙党”和“阉党”派官吏。他们暗中密谋，捏造罪名，希望尽早除掉元翰。万历三十七年（1609），几经策划，由御史郑继芳首先发难，突然上疏弹劾元翰“贪婪枉法”。称元翰贪污厂库银，暮夜收受他人贿赂，赃银多达八九十万两。说元翰一时花费不完，还掘地将赃银埋藏起来；又说河南辉县的“田地半入其手”等等。
元翰是一个耿直而性急的人，突然遭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诬陷，心情岂能平静！他一方面“抗疏辩骂”，声称：“仆若乘势括财，言清行浊，则头可断而心不服。”意思是说，如果你们把我看成一个以权贪财、嘴说好话、行为污浊的人，你们可以处死我，但我绝不心服！幸好万历皇帝知道元翰不是贪赃枉法的坏人，只是“置之弗问”，但也并未明确表示什么。元翰却愤愤不平！他认为，自己身为言谏监察之官，一世英名，遭此诬陷，一时又无以自白，今后将如何做人？一怒之下，他决心以极端的方式进一步表示自己的心迹。
元翰招来北京城“五城司坊官”，也就是掌管京城地区治安的官吏，请大家聚集在正阳门下。然后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收拾好，装成行李，总共“十余抬”，命家人和仆役全部抬到正阳门下，让“五城司坊官”和围观的人们当街查验，看看他这个被诬为惊天“大贪”的人究竟有多少家财？！大家眼前，除了不少书籍、笔墨之外，不过都是些非常普通的什物家具。这时，元翰对着皇宫方向叩头恸哭！他说：“微臣我遭此诬陷，一时有口难辩。自觉无颜玷污清班，不能再留在监察官中，为陛下激浊扬清了！”说完，他便率领家人，迈步走出了都门。
元翰“挂冠而去”，诬陷他的人虽然找不出置他于死地的任何证据，却以“擅离职守”为由，先后将元翰降为刑部简较、湖广按察知事等小官。元翰并不就范，他从此走上了云游天下、流浪漂泊的不归之路。
常言道：“人有德，邻不孤。”元翰被诬去职之后，立即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不少正直的官员无论知与不知者，纷纷上疏为元翰辩护。“交章引手，或特疏，或单疏，或酬疏，或索疏，或数人而一疏，或一人而数疏，章且满公车焉。”其中语有：“科臣王元翰者，固众所素推为‘触邪臣’也。臣等曩在都城见其所交游者皆持正之名流，其所弹射者皆摧奸之危论。早见先发，为诸臣前茅。奋不顾身，为国家除害……”又如，“科臣王元翰者，臣未识荆，去岁入都始与之交。其谈论皆嫉邪、斥贪之言；其意念皆忠君、爱国之情。始未尝不重其人而高其品。恍然自失者久之，自以为弗如也！”又如：“以元翰平素正直，发奸摘佞，殆无虚日。功在社稷不小！”后来，元翰将这些奏章汇集成《德邻篇》。
元翰一家出都以后，先居河南卫源（今河南汲县）。不久，独生女不幸夭折，元翰也哀痛生疾。又转栖于河南百门（今属河南辉县），家有“敝宅数间，石田数亩，正如一穷措大也”。半年之后，又漂泊到陕西中条、潼关、北邙等地“典破屋一区，以蔽风雨，当瘠田数亩以供饘粥，小车一辆，行李数肩”。此后，应朋友相邀，来到江南，生活才稍有好转。天启元年（1621）和崇祯元年（1628），元翰曾两次被人提出平反，推荐入朝，但终因阉党遗孽从中梗阻，未能重新起用。
崇祯六年（1633）七月，元翰在南京重病不起。临终之时，他拉着朋友的手说：“我病中虽有千魔，心中却无一事！”又说：“我有幸死在二三朋友之中。不然，千年之后，有谁知道我的心呢？”元翰死后，“殓衾不备，买棺无资”，全仗朋友范凤翼、黄正宾、闪继迪等人为他出钱经办丧事。因路远乏资，无力再按“叶落归根”的习俗，将他归葬云南老家，只好把他将就埋在江宁县太自乡吉山西南。
元翰的墓志由明代名臣刘宗周、倪元璐等人撰写。他们为一生清白无辜的元翰大声疾呼！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样的责问：如果他真的拥有万贯家财，现在为何连棺材都买不起一口？如果他真的拥有大片的土地，为何今天竟死无葬身之地？不！眼前的事实充分证明常言所说：身后乃知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