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滇东北土司联合反清的“庚戌之变”在云贵总督鄂尔泰一万官兵的穷追严剿下终于平息，清政府在滇东北艰难推行长达五年的“改土归流”彻底实现。
战乱之后的东川府（今会泽县、东川区、巧家县，府治会泽）“四境村庐，尽成墟野，颓墙败砾之间，惟见嗷嗷老稚呻吟于严霜冻月下”。
如此残局，非得一能人不可收拾。
一、谁可担此重任
派谁去呢？若非情况特殊，这个问题用不着雍正他老人家亲自操心，吏部扒拉扒拉干部花名册就可提出不少人选，想当官、想升官的人多着呢！
雍正身边工作人员、翰林院侍讲提督云南等处学政巩建丰看出了皇帝的沉吟不决，提出了崔乃镛这个名字。举荐干部当然要说理由，巩建丰对崔乃镛的评价是“品行端方，才具适用，办学勤敏，操守廉洁”，当然，这是写在干部考察报告中的套话，真正让雍正下定决心的理由有三：崔乃镛曾任云南寻甸州知州，不久前刚提补曲靖府同知，熟悉滇东北情况；崔乃镛曾在“改土归流”正式实施前上书陈述将东川由四川改隶云南的诸多好处，获朝廷采纳，是个有见地的人；崔乃镛是康熙朝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学者型官员，可在蛮荒之地施教化之功。
雍正皇帝朱笔一挥，担任曲靖府同知半年不到的崔乃镛就“去副转正”出任东川府“一把手”。
二、带着任务上任
干部任前谈话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崔乃镛又见到了和他“不吵不相识”的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
这个侍卫出身的满洲镶蓝旗人鄂尔泰，几年前曾经严厉批评小崔思想不够解放，不敢放手干事，级别小着好几品的小崔竟敢脸红脖子粗地跟总督大人据理反驳争论半天，好在宽宏大量的鄂总督最后也认为小崔有理，不仅没给穿小鞋，从此还另眼相看——小崔这家伙，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畏权贵、不忘初心，可用！
雍正九年正月初一，崔乃镛走马上任。
上任是带着领导交办的任务去的。
任务是在任前谈话中交给的。鄂总督在完成一连串的要勤勉政务，要清正廉明这些俗套后，特地交待：“东川土城，城高不满六尺，如发生大的战乱，难以防守，要审时度势，进行修建。”
要干点事情谈何容易。东川虽然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700年）就已实施“改土设流”，但改革并不彻底，清政府派往东川的流官多“长寓省城”，不敢进入，实权仍操于地方土司头目之手，直到平息“庚戌之变”，正式“改土归流”之后，这一情况才根本转变。
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如何着手？
三、勇于担当抓执行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知府崔乃镛不可能不饥渴于总督大人“秘授”的“最大政绩”——修建会泽城墙。
但崔知府是清醒的——怎可战乱甫平就大兴土木！“安邦首要在安民”，于是，知府大人“同参将王履中到环城十三村视察”，这可不是八抬大轿威风凛凛的知府出巡，而是实实在在的进村入户察民情听民声，期间少不了裤腿沾满哀哭难民的鼻涕眼泪，鞋子灌满残垣断壁的尘土泥浆。视察一圈回来，崔乃镛立马召开领导干部大会，“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明确职责、狠抓落实”之类的话讲了一大堆，最后发动起上至知府本人，下至保长、甲长、牌长，清点人口，核实灾情，登记造册，而后逐家逐户发放救济银两，以修复毁于战乱的房屋，购置耕畜、农具、种子。
阳春三月，春雨润透战火的灰烬，化作良田长出了勃发的庄稼，知府崔大人在会泽声名鹊起。
接下来，扛着锄头下地的农民们经常在会泽县城东南西北四门遇到他们的知府崔大人，带着一帮人拿着步弓在量地，他们猜到，这位“接地气”的崔大人，是要上马什么大工程了。
果然，城里贴出“招工”告示，城民们奔走相告：招工了，要修城墙了，待遇好着哩，每人每天支米一升五合呢！
之前的整个农三月，知府崔乃镛很忙，勘察石城、丈量规模、测算经费、报批手续，但忙归忙，由于是上边下达的项目，非常顺利地通过了云南巡抚张允随和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的批准。
我们无从知晓，四月十二日开工那天，知府崔大人是否也在干部群众的簇拥下，身穿他的四品云雁官服，手拿一把扎了红绸的新锄头在工地上挖一下，唱喝一声——天佑东川！吾皇万岁！黄道吉昌！破土呈祥！
四、想方设法抓执行
石城开建，需泥、木、石、铁、篾等技术工匠数百人，其余杂工数百人。一边动工，一边招人，发现会泽境内的工匠远远不够。几年前“因循守旧”的小崔，此时却特别能解放思想，在人口流动限制极大的当时，大搞“人才引进”，硬是从滇东、滇南、滇西的十五个州县招来工匠640人，日出工达千人。
采石、伐木、烧砖、炼铁、引水，一派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景象。
大锅饭吃着热闹，管灶的心里发慌。人一多，财政就吃紧，施工半年后，工程款已经花得差不多，却又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稻谷无收，民无粒粟，而投工进食人数日逾千人。崔乃镛急了：这是要弄成“烂尾工程”的节奏吗？烂尾事小，大不了丢官帽，闹出群体性事件，甚至激起民变，那就得丢脑袋了。
一面报请清廷减免雍正八年、九年田赋，一面从宣威、禄劝购进减价仓粮2600石，以600石充军需，2000石建城。崔乃镛这次又大大地解放了一把思想，把颗粒无收的困难户招了一批进入工程队，发着工资让他们抬石头、扛木头、和泥浆、拉风箱，筑城的人手增加了，灾民也得到妥善安置，危机由此化解。这一招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以工代赈”。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次年六月，眼看石城就要完工，却遭连日大雨，城墙垮了。督工官员主张追究工匠责任，其实就是拿手下一帮人“背黑锅”，但崔乃镛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开挖排水道和加固墙基的措施。崔知府主动担责，无异于救了大家的命，于是工人们自愿加班加点卖命干活。
十月，石城竣工。城周长214丈，南北141.6丈，城墙高厚各1.4丈，设炮台八座，垛口1200个，四门城楼各两层，高2.7丈，巍峨雄浑，极为壮观。镇雄知州李坤元奉命验收后说：“不独一郡之保障，实滇东北之藩篱。”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也为石城题了词。
石城的修建，形成了会泽古城的最初形貌，为其后乾嘉两朝会泽铜商文化的发育与兴旺作了形制上的归置与铺排，为会泽后来成为“滇省一大都会”打下了基础。
五、统筹推进抓执行
尊师重道兴文教。雍正十一年，也就是石城建成一年后，东川（会泽）发生7.5级大地震，会泽石城严重受损，东川府学亦遭到严重破坏，崔乃镛个人捐银500两，修葺文庙，并派知县祖承佑、教授梁兴祚负责文庙的修葺工作。崔乃镛本人亦是作诗赋文的高手，他撰写的《东川府地震纪事》行文流畅，翔实生动，是中国地震史料对地震力方向性的最早描述，是记述地面断裂最详细的一篇文章，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堪称“千古奇文”。他在任期间编纂的《东川府志》（雍正）开了东川府编志的先河。尊师重道的崔乃镛深获士子们的敬重，升任湖北督粮道台之后仍与会泽学子保持书信往来，多有指导勉励。
农为邦本劝农桑。崔乃镛于建造会泽石城之暇，到距城九十华里的者海坝子劝农督耕。当时者海不种水稻，只种一些包谷和荞麦。他见坝子中间有一湖泊，四周水草茂盛，便促民改田种稻，当年，种植的水稻获得了大丰收。秋后，黄谷耀目，老百姓惊喜地说：“此地自古以来，不可耕种，太守崔公今岁始营田，面谷即熟。”
修桥铺路筑崔堤。以礼铜运古道是东川府汤丹、因民方向各厂铜矿采炼后，运输交府城（会泽）集散的主要线路，雨季以礼河洪水上涨，运铜夫役苦不堪言。崔乃镛经实地调查后，仿效古人，捐资于以礼河修筑堤坝，并在堤坝两旁栽种桃柳，不仅使驿道畅通无阻，农田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后人感恩戴德，把驿道的以礼长堤称之为“崔堤”。
工商富国办厂矿。“滇铜甲天下”，明清时期，云南产铜占全国的80％，而东川府（今会泽）产铜占全省的72％，每年额定滇铜600万斤运交京师专供宝源、宝泉两局铸币，是滇铜的最大集散中心和铜产品加工中心。百废俱兴，终于摆脱了焦头烂额“救火队长”角色的崔乃镛，拿出更多精力兴厂办矿，从事铜，铁矿的开采与冶炼。雍正十二年，会泽成立“宝云”铸钱局，成为仅次于北京中央铸局的“中国第二大铸钱局”。一业兴而百业旺，之后的会泽，运输、冶炼、建筑、加工、金融、纺织、商业服务等行业更加繁荣辉煌，经济文化鼎盛一时，成为当时全国的“经济特区”，众人向往的“淘金地”，在历史上留下了“万里京运第一城”、“钱王之乡”的美名。
六、后话
乾隆二年（1737）六月，东川知府崔乃镛圆满完成了治下由残破不堪到奠基繁荣的光荣任务，升任湖北督粮道台，离开了供职七年的东川府（会泽），供职十四年的云南。
而曾经委他以重任的雍正皇帝，两年前便已作古，曾经赏识他的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早在石城建成的雍正十年便已上调中央。
不能不说，雍正与鄂尔泰都有知人之智、识人之明，他们用了一个具有超强执行力的人，建成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至于湖北粮道在任三年即遭权臣诬陷而停职，崔乃镛也只能仰天长叹错生在了政治生态极端恶劣的封建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