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源县邓川镇“高节”坊
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撼不动。
这“三不动”是明朝滇籍言谏监察官杨南金的为官准则。从射策入仕，到挂冠而去，再到终老故乡，杨南金始终坚持高尚的人格和廉正的官德，一生坚持正义，心系百姓。他刚正不阿的言行，被载入国史；他关心民瘼的文章，为后世永存。他是古代滇籍言谏监察官杰出的代表之一。
杨南金（1457-1539），字本重，白族，明代邓川州玉泉乡（今洱源县邓川镇旧州村）人。弘治十二年（1499），杨南金考中进士，初任江西泰和县令。他秉性刚直，为官清廉。因多有惠政，擢升文林郎、江西道监察御史。这时，正值宦官刘瑾专权。
刘瑾是明朝，乃至中国古代恶贯满盈的大宦官。他六岁入宫为太监，早谙宫廷权谋。明武宗是他早年侍奉过的太子，又是一个荒唐的皇帝。因此，刘瑾便恃宠专权。他与内阁大臣焦芳等人结成党羽，布列朝野。武宗一度不问朝政，刘瑾便趁机掌握了批阅、处理大臣奏章的特权，被时人称为“刘皇帝”。 刘瑾利用官吏任用和司法大权，大肆贪赃枉法，欺凌官民。据清代史学家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贪污的黄金多达250万两，白银5000万余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刘瑾利用特务组织残酷迫害敢于反对他的官吏百姓。例如，他以核查钱粮、仓储等为借口，先后将尚书王佐以下173人削职。又借故对反对自己的监察官赵士贤、张津等数十人处以高额罚粮，致使他们无力承担，家破人亡！
朝野上下对刘瑾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就不满，但大多数官员因为害怕报复，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例如，杨南金之前，包括滇籍方钜在内的监察御史就曾因上书弹劾刘瑾而遭到报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管全国监察官的都御史刘宇正是刘瑾的死党。刘宇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后来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才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都御史的位子。
“三不动”的杨南金却偏不信邪！
他先上章弹劾刘瑾的不法行为。按制度规定，奏章先要经过都察院，因此遭到都御史刘宇的阻挡和责罚，南金却毫无惧色和退却之意。正德三年（1508），他又直接上书揭露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御史刘宇狗仗人势、贪赃枉法、欺压言谏监察官的种种罪行。史称南金“抗章陈剀切之言，动关国体，按部展激扬之志，丕震风声！”刘宇知道后，
依仗权势，要拿南金问罪。但是，还没有等刘宇下手，南金便冲进公堂，当堂大声斥骂说：“不做此官罢了，岂为权奸屈乎！”说罢，就愤然脱下官服，拂袖而去！
杨南金弹劾权奸挂冠而去的凛然正气震撼了朝野！因此，反对刘瑾的斗争更加激烈。特别是滇籍言官王瑾、方钜等继续坚持上章弹劾刘瑾。后来，滇人杨一清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又进一步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终于扳倒了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凌迟处死！可以说，刘瑾的倒台，与杨南金等滇籍言官们不畏强暴、前赴后继、机智勇敢的斗争直接相关。
刘瑾倒台后，嘉靖初，朝廷又重新起用南金，先任荆南佥事，后升江西左参议。这时杨南金已年近七十，上任一年多，他便辞官回到家乡。南金回归故乡后，仍然坚持一个正直监察官“抑奸扶良”的作风。他一方面低调生活，著书立说，以诗文自娱；另一方面他又关心地方民生疾苦，敢于为民请命。一直深受老百姓的爱戴。
正德十四年（1519），杨南金倡导并捐资在邓川旧州街修建饮用水井一口，为之立碑，命名为“洗心泉”。他亲撰《洗心泉诫》碑文，告诫乡亲“各洗其心，以去恶而从善焉”。嘉靖八年（1529），他曾参与编纂了邓川最早的志书《邓川州志》。为此，他撰有《旧志序》一文。该文一反地方志大多隐恶扬善的特点，强调地方志应当起到“劝善惩恶”的训导作用。他特别提出，要把邓川历届官吏分为两类：“某某父母我民者；某某寇仇我民者”，从而警示和教育那些浑浑噩噩的官吏！
同年，南金应地方官之请，推荐优秀官吏入祀邓川“崇正祠”，并撰《崇正祠记》。他推荐了三种官吏：一是成化年间巡按御史郭绅等，他们集资重修儒学，使邓川“人文渐振”；二是弘治年间副都御史林俊等，他们清除邪教“假活佛”，移风易俗；三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土官阿子贤等，他们“兴利除害，实惠及于军民。人诵家传，口碑无间”！
邓川弥苴河经常泛滥，给沿河老百姓带来无数灾难，四百多年来却从未得到认真治理。嘉靖十二年（1533），邓川军民联合上书，一再请求地方官修堤防涝，终于得到驻军指挥使杨东、知州夏克义等人的同意。他们率领当地军民修筑高堤，暂时解决了可能出现的水患。于是，地方官绅特请南金为之撰《重修河堤记》。南金非但没有过分赞扬这一本该由地方官做的“好事”，反而通过此事批评时政：“修筑河道，特百政之一，尚如此其难，邓川他政可知矣！民食不足，困悴逼之，迩乃征调又逼之，侵凌强暴又不时鱼肉之，诚救死之不暇，安望从教化哉？”并进一步提出，由于新修的堤坝高于田宅，他建议继续“别开子河”，准备分流泄洪。
据洱源地方志专家推算，杨南金大约卒于嘉靖十八年（1539），葬于邓川启始河（今右所起胜村）山麓。据载，南金生前，即在嘉靖四年（1525），云南左布政使、按察副史、大理府知府等地方官，曾为他建起一座“高节”石牌坊，位于邓川大市坪。牌坊上题有“清风高节”“化民成俗”。道光年间，牌坊为涧水所没，又经旧州人杨卓栋等人从泥沙中掘出，重新迁建于南金早年所倡建的“洗心泉”附近。它向世人永远昭示着这位“三不动”监察官刚直不阿、廉政爱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