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过丽江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转瞬间已过了八十个春秋。英雄们的传奇故事，从那时起讲了几代人。当下，想听这些故事的人估计已经不多了。然而，那毕竟是值得我们一代代人不断讲述下去的故事，因为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那段传奇，使华夏五千年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最新最美的一页，他们的牺牲奉献，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国家，成就了我们一代代人的幸福美好生活。
一九三六年四月，红二方面军一万八千多英雄将士，在贺龙、萧克指挥下，长征到了丽江石鼓一带的金沙江边。红军队伍如铁流滚滚无坚不摧，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那一年的这个季节，红军来了。听信反动宣传的或有些钱财的人家，往山上躲避起来。爷爷当时是格子渡口的船工。他没有躲没有逃，依旧在江边划他的船。当时跟爷爷一起划船的还有邻居王瑞林，爷爷喊他王二爷。王二爷也是划船渡红军的二十名船工之一。爷爷在江边远远望去，有骑着马的，走着路的，背长枪的，挎短枪的，扛机枪的，红军大队人马朝江边开来。爷爷没见过这场面这军队，不知是害怕还是怎样原因，爷爷叫了王二爷跑到离小船不远的地方找了个刺蓬躲藏起来。红军人马到了江边，见船拴在江滩上，不见有船工，便到处寻找起来。有两名红军战士在一刺蓬背后找到了爷爷。他们说了几句“你会划船吗？我们是红军，是好人。”这样意思的话，爷爷一时听不懂那湖南湖北腔，不知如何作答。红军战士连讲带比划一阵后，爷爷才明白是红军要他帮忙划船。于是爷爷二话没说，起身叫了王二爷，解开缆绳，撑船摇浆为红军渡江北上划起船来。格子渡口仅有一只木船，船上仅能坐二十七八个人。而要过金沙江的可是千军万马哪！爷爷就这样不停地在船上奔忙，连续划了三天三夜，直到把最后一船红军送过江去，送别红军踏上更加艰险的新的征程，这才松了一口气。从格子渡口过江的红军将士不下三千人。让人回想起来倍感自豪的是，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也在其中，他叼着旱烟头，蓄着小胡子，面带微笑，指挥若定，坐着爷爷划的木船从格子渡口过了金沙江……这不是我自吹的哦，现有立在格子完小院内的碑传为证的！我曾经好奇地问过爷爷：“阿老，你帮红军划船，红军给你钱了没有？”爷爷答道：“给了呢。”我又问：“给你多少钱？”爷爷笑了，不说。
红军在格子扎营渡江的几天里，没收了一家财主的钱粮，补充了军需，在江对岸的车竹村也一样没收了一户。据长辈们讲，红军的这些举动，都是提前侦察了解后所做的。哪家土豪劣绅该咋处理。早就一清二楚了，说红军的便衣侦探，早在红军渡江前十天就来过村里了。有两个操外省口音的生意人，挑着担子挨村走动叫卖一些小零碎东西，口里念着“咱的人，肚里疼，咱们都是好人”的词。人称“担担客”。红军过江后，这“担担客”就再也没出现过了。红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渡江北上，无意间印证了这个传说。
红军来到村里的第二天，人们都知道红军是好人了，那些躲进山里的人都陆续回到家里。村里一户姓寸的人家，头一天躲进山里，第二天回家来一看，发现装米的柜子里大米少了几升，再一看，米柜里竟放着两枚银元。这才恍然明白，原来是红军在他家做饭吃的时候，急用了一些米，临时又无法找到主人付钱，便把米钱装在他家的米柜里。主人困惑之余，索性做了些麦面粑粑之类的食物，背到路边江边卖给等着渡江的红军官兵。再说爷爷划船渡红军，根本忙不赢回家吃午饭，奶奶就做了两个麦面粑粑叫我父亲送去江边，那时父亲该有六、七岁了，可以记事。父亲最爱讲起，他怀里抱着两个粑粑朝江边走去，等待过江的两红军战士见了，以为是来卖的，便朝他手里塞了几个铜板，把粑粑拿去了，口里说着“好人，巴上，巴上”的话，父亲不知红军战士说的是啥意思，也不管爷爷饿不饿了，高兴地揣着红军给的铜板转回家来。
爷爷曾经心情沉重地讲起过一件大事情，那就是红军在抢渡金沙江的时候，距离格子渡口约五公里的茨可渡口，翻了一船红军。红军有牺牲的没有，没有明确记载和说法。我问爷爷：那船是怎么翻的？是岸边翻的还是江心翻的？爷爷说：“船是在江边翻的。红军赶着渡江，上船的人又多，红军在拉一匹战马上船时，船被踩偏了就翻了。那个船工也落水死了…...”我还追问过爷爷：“阿老，红军给有牺牲的呢？”爷爷的回答变得迟疑起来，半晌才说道：“反正都落水了，但只死了我们周家那个船工。”后来才晓得，那位为红军摆渡而溺水身亡的船工，也是周氏本族人，同是二十八名船工之一。若干年前在丽江博物馆展示的那支“红军枪”，想必就是那次翻船掉到江里的。
红军渡江北上过后两三天，国民党的飞机才追了来。在格子上空盘旋一阵后，看到山根脚有马帮做饭的炊烟，以为是红军埋锅做饭营地，便扔了两颗炸弹下来，没炸到马帮，更没炸到红军，只是把村边正灌浆的小麦炸得满天飞，麦田炸了两个大坑。据说这是云南国军追击红军放的“马后炮”。有做做样子给国民党蒋总司令一个说法的意思。
红军走了，爷爷依旧在渡口划船渡日，但爷爷从此以后便和共产党的军队结下了不解的情结。上世纪六十年代，巨甸部队的一个班驻在我家隔壁，他们是来格子搞后勤生产的，大队划给部队一些生产用地，就在我们村。农忙的时候，战士们都会来帮忙村里栽种收割，什么苦活累活都帮着做。有一个姓李的班长有空便来爷爷的火塘边找爷爷聊天。李班长一会问这，一会又问那，爷爷很高兴。我依稀记得，那位李班长问起过“红军渡江”事，问起过村子解放前后的一些事情，很和爷爷谈得来。不久后的一天晚上，见爷爷用一个黑得起锅巴的大口缸在他的火塘边煮鸡蛋，大概十多个鸡蛋吧，记得是分两次煮的，我见鸡蛋熟了，馋得不行，便跟爷爷说：“阿老，我要一个。”爷爷笑笑说：“这鸡蛋给你不得。”我又问：“咋些不得？”爷爷有些神秘地跟我说道：“大军明日要走了，这是煮给李班长他们的，你吃不得。哪天鸡下蛋了，阿老再煮给你嘎。”哦，原来是这样啊！爷爷最疼我的，小时候没鞋穿，冬日的早晨天冷脚僵时，我便踩在爷爷穿着草鞋的大脚背上取暖。然而在那一刻，爷爷却舍不得给我一个鸡蛋。他已把对人民子弟兵的那份情和爱全部倾注在那几个鸡蛋里了……我想爷爷心里明白：李班长他们就是当年红军的传人。爷爷送鸡蛋给李班长他们，如同当年送红军过江一样，心里幸福着欣慰着呢。
爷爷是老船工，名讳周崇礼，是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为红军划船的二十八名船工之一。在格子渡口划了一辈子的船。生产队里的船也是爷爷划的。爷爷身材高大魁梧，力大无穷，传说他背着一副大板还能蹲下解手呢！直到八十岁时，仍能轻松掌舵。夺取了政权并且坐稳了江山的共产党及其政府，从来没有忘记为他们做过贡献的人们，哪怕贡献微乎其微，无足挂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方政府的以及军队的有关人员开始频繁地来采访爷爷。第一次来采访爷爷的是丽江军分区的两名军官，那时王二爷也还活着，但已双目失明。村子里的人们对此很有些想法，都说：“这回阿老要被接到城里养着了，他帮红军划过船……”过了一段时间，不见爷爷得着什么，村里的人们便又都说：“阿老不会编好话，他说‘他躲在江边，是红军用枪逼着才划船的……’就为这个，阿老才没被接进城里养着的。”等等，好笑死了，但那都是谬传加笑话了。我最了解爷爷，真相不是那样。一九八O年前后，在丽江新大街电影院门口的玻璃橱窗里还贴着“老船工给少先队红领巾讲红军渡江故事”等不少有关爷爷的照片。
一九八四年的一天，原丽江县文化馆的杨礼吉老师来家里访问爷爷，那时我正好在家，于是陪着爷爷到江边的船上照了几张像。爷爷那年已八十五岁了。过了不久，爷爷就去世了。邻里乡亲帮忙，把爷爷送上了山，没有花圈，没有悼词，除了儿孙不舍的恸哭，一切都很平常。人们根本不会去在意，这是一位曾经为红军渡江出过力的，连开国元帅贺龙都坐过他的船的老人。爷爷和村里其他老人没什么两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善良得不能再善良。等到杨礼吉老师给爷爷送来照片时，爷爷已经离世了。杨老师沉重地问起爷爷的事情，默然了许久，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回城去了。
又过了若干年，时任玉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丽江日报》总编的张赛东老师，要找一张爷爷划船的照片编入他的有关著作。幸好在老家找到原件，张老师用了，并在像片下方注明了这位老船工的姓氏籍贯及生卒年月。原照上，爷爷的膝盖处的裤子上有一道撕破的口子，经张总编处理，已看不出破处了，现在被放大了陈列在石鼓红军渡江纪念馆里的老船工的照片，就是杨礼吉老师拍的，后经张总编美化处理过的那一张。
岁月像奔流的金沙江水，流去不流回。红军长征过丽江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壮举，已过去整整八十年。英雄的红军将士，用他们倒下的躯体，铸就了新中国这座世界上最高大雄伟的丰碑。人们将永远地纪念他们，赞美他们，歌颂他们。
谁能想到啊，爷爷竟然能和中国革命的一段传奇对接上，和丽江这片土地上可以圈点的历史事件有关系！因为如此，爷爷也和那千千万万献身革命事业的先辈们一样，被历史记住，让人们传颂，从而变得不朽。
伴着春江水暖，金沙江边的景色更美了，美得让人沉醉。那碧蓝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仿佛在悄悄地讲述着那段不能忘怀的而又渐渐远去的故事。站在江岸放眼望去，大麦微黄，小麦扬花，蚕豆碗豆正在结荚，油菜正随籽实饱满而一片片倒睡着。江岸边的杨柳树，一棵棵一排排，枝叶繁茂，绿茵相连。从石鼓逆江而上，一路风光如诗如画。山边的杜鹃花，村头的秋木花、玫瑰花开得无比的艳丽……这个季节的金沙江边为何如此的美啊？因为这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因为这是红军渡江的地方，更是因为这是红军谱写过传奇的地方……（玉龙县纪委 周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