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员，整天和老板勾肩搭背、推杯换盏，为了发财居然自开茶室索贿，党性在哪里？
一个组织部长，任人唯“钱”，大肆卖官，甚至被老板用金钱操控，使组织部成了“官帽超市”，廉耻在何处？
一个领导干部，貌似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实则目无法纪、贪得无厌，十八大以后依然顶风违纪、不知收敛，心里哪还有党纪国法？
李云忠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经云南省纪委调查，他在担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处长，曲靖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和市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严重违纪违法。其在曲靖任职期间，日均受贿达1.7万余元，单笔受贿最多达600万元，受贿总额高达4000余万元。
2014年9月30日，云南省纪委宣布，李云忠严重违纪，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随后，李云忠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人前的李云忠一本正经，连朋友送条烟都坚决不收，人叹其廉洁；人后的他被老板们尊称为“三哥”，颐指气使、无法无天，变着花样弄权敛财，人惊其无耻。案发后，李云忠忏悔说：“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看不到半点党性，这是我最大的缺失。”
在被查办之前，李云忠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
在一种人生中，他是一名副厅级领导干部，为人谦虚，待人温和，是下属和同事眼中“工作严谨、廉洁自律”的典范。
一次他和朋友吃饭，得知他喜欢抽烟，朋友便拿了条烟送他，他连声推辞，坚决不要。在场的人都感叹他清廉，连条烟都不收。
特别是听说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居然没钱买房，大家对他更是佩服。认为他甘于清贫，是难得的好干部。曲靖市的几次民主测评，李云忠得票都很高。
然而，就是这位一本正经的“好干部”，在另一种人生中，却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是老板们众星捧月的“三哥”（因其在家中排行老三，老板们都极尽逢迎地称他为“三哥”）。
“三哥”喜欢抽烟，老板们便一箱一箱地往他家送各种高档烟；“三哥”爱打牌，一打就是一个通宵，只要“三哥”高兴，老板们再忙也奉陪到底；“三哥”缺钱花，老板们更是二话不说，想方设法孝敬他，最大的一笔达600万！
这两种人生，格格不入，李云忠却“切换”自如，左右逢源。究其原因，在于其思想蜕化，早已丧失了党性、没有了廉耻，因而已经习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表面“廉洁奉公”的面具，正是他大肆敛财、腐败堕落的“保护色”。而一旦和老板们相处，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不免放浪形骸、原形毕露。
“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看不到半点党性，这是我最大的缺失。”案发后，李云忠忏悔说，贪婪之心，于他而言，不是简单的见财起意，不是“触景生情”，更不是一时糊涂，而是有很深的思想根源，灵魂深处不干净。
李云忠不是没有艰苦奋斗的经历。他靠着好学、勤奋和组织的培养，从昆明市盘龙区的一名警察，一步步成为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曲靖市委组织部长，直至曲靖市委副书记。
在省委组织部期间，他就以“笔杆子”著称。后来，职务逐步提升，当上了处长，爬格子的时间少了，和老板们觥筹交错的时候多了，“眼界”顿时一开。两相对比，顿觉之前写材料太枯燥，简直是浪费生命。
“看到别人有钱、别人发财，自觉不自觉地会盲目攀比，为什么他能我不能？”“眼界”打开的李云忠，常常如此自问，内心煎熬不已。
尤其是当他看到一些学历、资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物质条件都比自己好，心理更是无法平衡，怨气、失落感油然而生，嫉妒、欲望不断累积，久而久之便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一心想着找路子发财。
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李云忠就以买房手头紧为由，向搞工程的老板“朋友”杨某“借款”70万元，此后却绝口不提还钱之事。等了一段时间，发现平安无事，他大受“鼓舞”，胆气日足。
2008年，将近50岁的他担任曲靖市委组织部长后，迎来了“大展身手”的舞台。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委托”、“招呼”，只要是有利可图，他都“乐善好施”，变着花样弄权敛财。
2.李云忠在曲靖任职期间曾说，他作为组织部长，虽然决定不了由谁担任县委书记、县长，但向书记推荐人选的建议权还是大的，一般县领导班子成员他还是有“决定权”的。他视公器为商品，任人唯“钱”，严重败坏了曲靖政治生态
选人用人是大事，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身为组织部长，李云忠本应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可他却视公器为商品，任人唯“钱”，表面上句句不离“选人用人制度规定”，背地里却“论价封官、以价议岗”，干着卖官的勾当。
富源县煤矿商人郭某就瞄准了李云忠贪得无厌、敢于收钱的“软肋”，为谋取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向李云忠送上150万元。李云忠欣然笑纳，随后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让郭某顺利当上了富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富源县后所镇鸡蛋山煤矿法人龙某如法炮制，为其哥哥、时任富源县老厂镇镇长龙某职务升迁积极活动，向李云忠送去60万元，李云忠收下后，利用职权将龙某提拔为富源县副县长。
……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为害最烈、遗祸最深。李云忠的严重违纪行为，导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官场“潜规则”盛行。一些心术不正、动机不纯的人趁机以金钱“开道”，视“当官”为交易，费尽心机投机钻营，热衷于拉关系、架“天线”，明目张胆跑官要官，严重败坏了曲靖的政治生态，影响极为恶劣。
据云南省纪委查实，在曲靖任职期间，仅在为他人谋求职务升迁方面，李云忠就先后收受10余人贿赂，金额高达1600余万元。
拿人钱财的李云忠，把严肃的组织人事工作视同儿戏，毫无戒惧之心。有一次，有位“买官者”在向他行贿后，对他安排的岗位不满意，居然在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前公然向其叫嚣并“摊牌”，害怕“东窗事发”的李云忠不得不“上下其手”，在常委会上极力建议市委主要领导撤销了该议题。
“我感觉自己不是廉政意识、纪律意识淡化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的问题。也许在我眼里，廉政是警示别人的，纪律是约束别人的，所以我从未把廉洁自律、作风建设、遵纪守法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李云忠在忏悔书中说。
3.因为先后10余次收受了徐某1370多万元贿赂，李云忠在徐某面前毫无尊严。徐某多次要求李云忠提拔其“推荐”的干部，李云忠都有求必应。徐某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部长”
在老板朋友圈子中，李云忠是风光无限的“三哥”，自觉八面玲珑，没有摆不平的事儿。然而，在煤矿老板徐某面前，他的颐指气使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唯唯诺诺。
徐某腰缠万贯，在曲靖号称“黑白通吃”。他看准李云忠爱财，投其所好，用利益当诱饵，等李云忠“上钩”后，再加以胁迫，使李云忠变成了“牵线木偶”。
因为先后10余次收受了徐某1370多万元贿赂，李云忠在徐某面前毫无尊严。徐某多次要求李云忠提拔其“推荐”的干部，李云忠都有求必应。徐某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部长”。
事实上，徐、李二人结识很早，但真正熟悉起来，还是李云忠的一次“义薄云天”。
徐某早年犯罪服刑，其弟找到李云忠，希望李云忠能帮助徐某“保外就医”。李云忠一番运作后，徐某果然如愿。其弟为表感谢，一次性送给李云忠10万元。李云忠觉得事办成了，收点钱是应该的，于是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也是他收受的第一笔贿赂。
出狱后，徐某亲自向李云忠奉上50万元表示谢意，李云忠欣然笑纳。二人就此熟络，从此打得火热。有段时间，李云忠每个月都要上徐某家里“蹭”上二三顿饭。
李云忠曾经分别在2009年11月和2011年12月，两次收受了徐某送给其的500万元、600万元巨额贿赂。因为现金太多，李云忠叫来几个朋友帮忙，分别用三四个纸箱装运，搬不动了就用脚踢、用脚推。一名帮助其搬运贿金的“朋友”看到现金后目瞪口呆，惊叹道：“长到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收受徐某贿赂之后，李云忠被徐某玩弄于股掌之间，对他的吩咐和“安排”言听计从。
2008年1月的一天，徐某得知李云忠要到曲靖市任市委组织部长，遂约他外出泡脚。泡完脚后，徐某向李云忠推荐：“瞿某人不错，在乡镇干过，很能干，这个人来给你当助手会给你分担很多工作，你一定称心如意。”李云忠不置可否。后经徐某多次施压，李云忠不得不照办，瞿某顺利当上了曲靖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2010年2月的一天，徐某约李云忠到他家吃饭。席间徐某直接对李云忠说：“老哥，你的办公室主任不行，我给你推荐一个，周某的文字很强，人也不错。”之后，李云忠按徐某的“吩咐”，将周某调任曲靖市委组织部任办公室主任。
……
徐某嚣张跋扈，在李云忠升任曲靖市委副书记后，还多次“提议”要给李云忠配备秘书和副秘书长。李云忠忍无可忍，拒绝了他的要求。
见李云忠不“听话”，徐某直截了当地要其退还600万元贿款，两人关系随即破裂。可笑的是，得知省纪委调查李云忠后，徐某还特地“叮嘱”李云忠，称其和李云忠什么关系都没有，不要把他牵出来。
4.按理说，李云忠是组织部长，在工程项目上没有多少话语权。但他却说：“我虽然不直接管工程，但是管着管工程的干部！”他将“权力”异化为赚钱工具，明目张胆插手工程项目。为了发财，居然和私企老板签订分赃协议
李云忠身边老板朋友众多，老板们对他十分恭敬，有求必应。
可李云忠知道，老板们对他恭敬，只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权力。他表示，因为我是领导干部，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围着我转，投之以利，索取更大的利益。
明知如此，他还是心存侥幸，胆大妄为。老板们给他送钱后，他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环节为老板们打招呼，一起发财。
按道理说，李云忠是组织部长，主要分管组织人事工作，不分管工程项目，在工程项目上没有多少话语权。但他却不那么认为，他常说：“我虽然不直接管工程，但是管着管工程的干部！”他利用职务便利，越位乱权，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并从中收受贿赂高达2400余万元，达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地步。
李云忠为多名私企老板承揽工程，在曲靖市的8个县（市、区）中，就涉及6个，共计20多个工程项目。这些工程项目表面上看来手续完备、程序合法、制度完善、监督到位，事实上李云忠通过打招呼或安排下属与开发商协商等方式，早就将招投标制度架空。
曲靖市某房地产老板周某认为李云忠“神通广大”，多次向李云忠行贿共300余万元。李云忠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利用职权帮其承揽了多个工程。
有一次，李云忠弄到一个项目，转给周某。周某又将该项目转给别人做，一转手就赚了500万元，可周某最后只给了李云忠90万元好处费。当李云忠从其他老板处得知真相后，大发雷霆，大骂周某是在“打发叫花子”。
后来，李云忠又搞到一个9000多万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再次找到周某。但这次他“吃一堑长一智”，提出要按照五五开的比例分配利润，周某坚决不同意。李云忠又提出要四六开，周某同意后，李云忠又以周某不可信为由，要求与其签订协议，明确分红比例。一个领导干部，居然干出了如此荒唐的事，令人不可思议！
5.为了既“安全”又快捷地敛财，李云忠绞尽脑汁，想出了开办茶室的方法。利用茶室这个平台，公然索贿，肆无忌惮。财迷心窍的他，党的十八大以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进账”达30笔共500余万元
李云忠爱财，爱到痴迷，爱到发狂。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李云忠就和搞工程的老板“朋友”杨某熟识，杨某多次给他送钱，他都欣然接受。后来，杨某做生意缺钱，他听说后“江湖救急”，把收受来的贿赂借给杨某，可“借”得并不便宜，一年要48%的利息！
为了既“安全”又快捷地敛财，李云忠可谓绞尽脑汁，他左思右想，反复考虑，最后“发明”了开办茶室的方法。
他投资在昆明开了一个“金兰茶室”，为了显得“有档次”，又改名为“金兰会所”。为掩人耳目，李云忠并不出面经营茶室，只是将其视为捞钱的平台。
他以投资“金兰会所”为由，公然索贿，向一些熟识的老板索要了1000余万元，要来的资金并未用于投资“金兰会所”，而是购买房产和投资放贷。
即便如此，李云忠还是不满足，他曾以“金兰会所”经营不济、无力支付员工工资为由，连续3个月以同样的借口向某老板索要45万元。
通过“金兰会所”这个平台，李云忠财源滚滚而来，赚得“盆满钵满”。一壶茶卖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老板们依然络绎不绝；向私企老板打个招呼，就能收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贿金。这样一个绝佳的敛财“窝点”，让他激动不已。
人心不足蛇吞象。李云忠开始谋划着在曲靖市也开设一个类似的茶室，老板们怕“吃不消”，纷纷反对，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但“金兰会所”的秘密早已不胫而走，在私企老板和部分领导干部之间流传，“声名远播”。
开办茶室，是李云忠的“得意之笔”。他自认为手法高明、方式隐蔽，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个用来敛财的平台，不仅没有成就李云忠“当官发财两不误”的迷梦，反而成了他违纪违法的铁证。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以后，李云忠依然我行我素，不知收敛、不愿收手，在罪恶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据调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李云忠在中秋、春节期间照常收礼，毫无顾忌地通过帮老板“协调”工程项目，从中提成受贿，“进账”达30笔共500余万元。甚至在组织对其进行初核调查前夕，李云忠依然不改贪婪本色，“忙着”在茶室和饭店收钱。利令智昏，不外如是！
6.多行不义必自毙。李云忠倒行逆施，早已天怒人怨。省纪委组织精干力量对他进行调查，他听闻风声后，“上蹿下跳”，订立攻守同盟。办案人员雷厉风行，抓实证据，两天突破他的防线，28天结案
李云忠的落马，源于群众的举报和云南省委巡视组发现的问题线索。
2014年4月，云南省纪委赴曲靖就李云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核，发现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14年8月18日，经云南省委同意，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李云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当日，李云忠正在会泽县出席会议，为避免节外生枝，省纪委办案人员冒着滂沱大雨，在公安特警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云忠从入住的宾馆带走。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李云忠得知组织在调查他后，多次召集老板统一口径、串供、签订虚假投资协议、订立攻守同盟，企图瞒天过海，对抗调查。在2014年6月省纪委找其信访谈话了解有关情况时，他还叫屈诉苦，并相继向省委、省纪委主要领导写信“说明问题”，欲盖弥彰。
李云忠在曲靖任职时间长达6年多，“树大根深”，事前又作了充分的反调查准备，要查清他的问题并非易事。
办案人员没有畏难，对问题线索“庖丁解牛”，将巡视组移送的多个线索和群众反映的多个问题进行分解，确立了“先取小胜、再获大胜、快查快移快结”的办案思路。
李云忠到案后，自认为作案方式隐蔽，并与相关人员做了充分的反调查准备，一开始不愿意配合调查。
办案人员不急不躁，先行对其政策攻心，并灵活运用证据，两天就击溃了他的幻想。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李云忠脸色苍白、语无伦次，认真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并感叹：“我准备的方向搞反掉了，想不到你们会得到这些证据。”
该案的查办，从立案到移送司法机关仅用时28天。多行不义必自毙。李云忠必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沉重代价。
忏悔录
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看不到半点党性
因为贪婪，我无所顾忌地收人钱财，还利用“开茶室”为平台，以“做工程”为借口，千方百计敛财，收受贿赂，拿人好处，疯狂程度，无以复加。六年多的时间里，收受他人钱财达数千万之巨。涉罪之深，令人发指。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走到这一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我是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以权谋私，与他人进行权钱交易。我甚至还买官卖官、公权私用，因为我是领导干部，是市委的组织部长，以后又是副书记，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围着我转，投之以利，索取更大的利益。对我而言，就是种下了祸根。我明知为害不浅，事不可为，却往往心存侥幸，胆大妄为，在罪恶的泥沼里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从心之惶惶、忐忑不安，到无所顾忌，坦然相向。从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都来者不拒，受之不愧。
贪婪之心，于我而言，不是简单的见财起意，不是“触景生情”，更不是一时糊涂，而是有很深的思想根源，灵魂深处不干净。
一是丧失了党性。长期以来放松了学习，放松了自我教育，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淡化了理想信念，丢掉了党的宗旨，关键时候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一心一意为自己谋利；不是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以私利为己任，与党性、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以及共产党员的宗旨背道而驰。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看不到半点党性，这是我最大的缺失。
二是丧失了廉政意识。我感觉自己不是廉政意识、纪律意识淡化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的问题。也许在我眼里，廉政是警示别人的，纪律是约束别人的，所以我从未把廉洁自律、作风建设、遵纪守法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和交往中依然我行我素、无法无天，屡屡触犯“红线”、冲破“底线”尚不自知，这就造成了我沦落为囚的必然结局。
三是丧失法治意识。我虽然在年轻时有从警经历，但岗位变动后几十年不学法，主观意识中根本没有把法律当回事，往往以身试法尚不自觉，经常错误地认为自己能钻法律的空子，骨子里对法律是大意无视的，以我这种认识，注定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四是丧失了做人的公德。丧失公德就是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私心作怪，私字当头，为满足个人私欲不择手段，不惜以身试法，导致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看到别人有钱、别人发财，自觉不自觉地会盲目攀比，为什么他能我不能？所谓生意、财富不过是投机取巧而已。有了这种危险意识就导致眼中“有钱无法”，这就是私欲膨胀的结果。眼中有钱、心中无法，不惜以身试法，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家庭。我的父母均是工人，我们兄弟三人就是靠父母微薄的工资养大的。父母的一生是甘于清贫的一生，是谨言慎行的一生。父亲很少出门，我原以为他不善交际，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的缘故。有一次他跟我说：“那些人（左邻右舍），老来找我麻烦，叫我让你给他们办事。”就这样的话，父亲只说过一次。所以，直到去世，父亲也没有叫我去办过一件与我职务相关的事，哪怕是他本人还是亲戚都不例外。父亲去世那几天，有朋友来看母亲，临走时给母亲留下2万元钱，平时感觉很“小气”的母亲，硬是盯住我，叫我把那钱还掉，并给她回了话才算了事。每每想到这些事，心里就会很难过——为什么我没学到父母亲的本事啊？ （摘自李云忠忏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