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目标，也是任务，每一种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党员干部的惯性思维，是只盯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而容易忽视第一种形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实践中，一些党员干部常以“看客”心态指点“老虎苍蝇”，却没有身在其中，当引以为戒、遵规守纪的自醒。一些纪检干部亦是如此，监督执纪只盯着极极少数，对抓早抓小提不起神。这种局面不改变，就很难跟上中央的要求。
应该看到，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劲的从严治党态势，党内关系逐渐规范，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清除党内政治灰尘的有力武器，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渐成常态。这对于唤醒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监督执纪真的做到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真的成为了常态，就管住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严重违纪的问题自然就少了
“举报人：您好！您在中央纪委党风政风信息系统反映的韶关市城郊公路局局长黄振金接受宴请问题，经查基本属实。韶关市纪委已对黄振金等进行查处。感谢您对反‘四风’工作的支持！”
这是近日中央纪委“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对一件举报件的处理回复。记者了解到，群众通过该举报窗口反映了黄振金的违规违纪问题后，韶关市纪委及时跟进查明，黄振金等人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吃请，9人共消费518元，被严肃处理。黄振金本人被诫勉谈话，责令退回餐费，并作书面检查。
黄振金等人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吃请，吃了不该吃的饭，不管钱数多少，都必须受到惩处。这里面衡量的尺子，就是纪律。
纪律面前无小事。正是一次次这样的抓早抓小，立起了纪律的权威，让党员干部知行止、有敬畏。
然而，对于这样的动辄则咎，不是所有的纪检监察干部都能真正地理解、清楚地执行。当下，一些纪检监察干部思想上的“三转”滞后，对于抓这样的“小事”并不感冒。
有的人不敢担当，怕得罪人，不想因为小事惹“麻烦”，对党员干部的“小毛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人觉得“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执纪时完全提不起精神，全没有办大案要案的劲头。更有甚者，把法律当作执纪的尺子，对此类“小问题”视而不见，等着机会“算总账”。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某地一乡镇纪委曾发现了一名村委会主任的轻微违纪线索，事实清楚，但为了“搞个大的”，没有及时介入，结果该村委会主任后来严重违纪涉嫌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该乡镇纪委负责人也因此被追责而受处分，得不偿失。
“纪委要真正做到标本兼治、源头反腐，就必须关口前移、防微杜渐，在干部出现苗头性问题时就介入查处，避免小错酿成大祸。”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人都是会犯错的，犯点小错时及时提醒、警告、处理了，他还敢再冒风险去犯大错吗？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才叫全面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真的做到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真的成为了常态，就管住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严重违纪的问题自然就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跟上中央的新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必须主动转变执纪理念，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最前沿。
批评不能“莺歌燕舞”
没有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就难有党内关系的正常化，也就难以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提起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多人都会想起湖北省鄂州市文体局那场17个小时的民主生活会。
据本报记者采访披露，2014年7月23日，因对照检查“画像”不准、自我批评轻描淡写、相互批评辣味不够，鄂州市文体局党组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在进行了2小时20分钟后被鄂州市委督导组叫停。参会者认真反省后，褪去敷衍应付的旧态，严肃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继续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了17个小时。
鄂州的这次民主生活会并非孤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少单位的民主生活会都经历了由消极敷衍到严肃认真、由“莺歌燕舞”到“刺刀见红”的过程。很多人感慨，已经多年没有经历过如此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受益终生。
没有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就难有党内关系的正常化，也就难以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目前看，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虽然得到很大程度改进，但在一定范围内依然比较普遍。在一些地方，自我批评变成了自我表扬，相互批评变成了相互吹捧，导致党风变质、政治生态恶化，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
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
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加强思想教育的熔炉。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怎么能炼出好钢？必须横下心来，解决好影响党内政治生活开展的各种问题，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锤炼党员干部的作用。
方法创新，监督就“如虎添翼”
监督执纪面临的形势瞬息万变，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必须在方法措施上推陈出新，归纳总结
“根据我们在纪律审查过程中掌握的线索，今天请你来说明有关问题。你要正确认识、认真对待，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近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杨光杰在约谈州直部门一位副局长时的开场白。
黔西南州的约谈经过精心准备，谈出了效果。某县县长在接受约谈时，主动交代曾收受他人礼金，约谈后如数上缴；一乡镇镇长在被约谈时，主动说清楚了收受红包的问题，坦言“心里敞亮多了”。
不仅黔西南，约谈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灵活运用。今年以来，云南省纪委通过约谈等方式，对领导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适当处理483件，组织处理233人；贵州省六盘水市针对问题线索约谈党员干部309人，115人主动报告自身存在的违纪问题……
约谈作为一种新的监督方式，源于2013年4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对一约谈53位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当时，王岐山同志亲自约谈了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刘建华等人。此后，约谈作为加强监督的一种方法，运用越来越广泛。
约谈是监督执纪方法措施创新的一个典范。实践中，这样的创新不胜枚举。
比如，前文中提到的黄振金案，黄振金的违规违纪行为就是通过“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直达”中央纪委，群众只不过通过手机轻轻一点，就撒下了监督的“天罗地网”，这种给监督插上科技翅膀的做法，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
监督执纪面临的形势瞬息万变，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必须在方法措施上推陈出新，归纳总结。如果故步自封，闭门造车，则很难适应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无法跟上中央的新要求。
目前看，随着从严治党不断走向深入，“两个责任”、抓早抓小等理念深入人心，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约谈、科技等加强日常监督的手段，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监督执纪中，这对于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无异于“如虎添翼”。（记者 李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