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的北京，暑热渐渐退去。上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书房一角的写字台上。一副墨迹未干的行书作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笔力苍劲雄浑——“八年抗战洒热血，复兴中华献余生”。
行书作者名叫康庄，今年84岁，离休前任中央纪委原二室调研员。眼下，随着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老人平静的生活泛起了涟漪，往昔烽火岁月再上心田。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离休人员中，像康庄这样经历过抗日战争洗礼的不在少数，有15位依然健在。日前，记者走访了其中部分老同志，听他们讲述抗战故事，重温民族记忆。
少年壮志为报国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正如歌曲《长城谣》所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祖国山河破碎、处处硝烟，人民流离失所、骨肉分离。国仇家恨，激发了广大青少年投身抗战、保家卫国的决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则是他们的理想所寄。
87岁的中央纪委原六室副主任王万里，回忆起家乡江苏扬州宝应被日军轰炸时的场景，数度哽咽。
据他介绍，第一次轰炸时，家里三间草房着火，12岁的他不顾一切冲进火海，抢出了妹妹睡觉的摇篮。第二次轰炸之余，日军飞机还进行了低空扫射，伯母被打中腹部当场死亡，母亲头部、腿部中弹，因无法医治硬生生地疼死了。母亲死后，最小的妹妹没有奶喝，扒着窗户找妈妈，没几天就饿死了。患有脑血栓的伯父也在轰炸中因惊吓过度去世……
两次轰炸，四条人命。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本是学徒工的王万里毅然投身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并顺利入了党，被安排到新四军苏中军区工作。
“从小就听说‘朱毛’是打鬼子的，于是很早就有了入党的愿望，维护工人权益的事情也经常参加。”王万里告诉记者。
与王万里青年时期参加工人运动相比，中央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副局长李继伟投身革命时间更早、年纪更小。1938年2月5日，不到10岁的李继伟“破格”加入八路军，在115师司令部宣传队担任宣传员。
“当时有人对我说，小朋友回家吧，过两年再来，但我就认准了八路军。磨到中午，进来一位领导同志，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说，‘赵队长，你们把孩子留下吧’。”李继伟回忆说。
入伍当天，李继伟领到一件白衬衣、一套灰军装以及皮带、绑腿、水壶等装备，还有一颗小号的手榴弹。就这样，年少的“小毛”（小名）跟着宣传队的哥哥姐姐们，开始了向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方针、动员青少年参军等工作。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宣传队每次出发前，大家都要一起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同样是1938年，中央纪委原常委陈达之、原五室主任张珉也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那一年，怀着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年仅13岁的陈达之在山东加入了八路军工作团，16岁的张珉在河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参加革命队伍，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甚至以献出生命为代价。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张珉告诉记者。
枪林弹雨冲在前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老干部局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88岁高龄的中央纪委原副秘书长杨攸箴。对于经历过的抗战故事，老人记忆犹新。
1940年，13岁的杨攸箴加入了八路军115师洪赵支队。由于个子高、读过书，入伍就“背上了枪”，还被安排到支队交通连担任文书。
有一次，杨攸箴随交通连护送一批干部和学生从晋东南去延安，即将经过敌占区时，大家决定在山沟里隐蔽，待天黑后再赶路。正在这时候，两个特务模样的人骑着自行车从山沟旁经过。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排长带着杨攸箴和另一名年轻战士，选准时机从山沟里冲了出来，抢在特务掏枪之前将其生擒，并交给了平遥区委。
后来，组织上安排杨攸箴去乡里工作，负责组织和训练民兵“反扫荡”。电影《地雷战》中的情节，就曾在杨攸箴身边上演。
“当时主要是用石头造地雷，用钻子把石头钻空了，填上硫磺、硝石、木炭作炸药。敌人来扫荡，我们发现后先是坚壁清野，组织群众往山上躲，再就是在乡道上埋地雷，一次也能炸个四五颗甚至七八颗。”杨攸箴告诉记者。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除了正规部队，游击队、民兵乃至儿童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书法功力深厚的康庄，年少时就扛过红缨枪。
1944年，13岁的康庄当上了吕梁地区康家源村儿童团团长，与小伙伴们一起，负责站岗放哨、搜集情报、送鸡毛信等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侦查汉奸，“白天踩好点，晚上带着民兵去抓人”。
1945年春，作为儿童团团长的康庄接到一项紧急任务。组织上安排他和另一名团员潜入敌人封锁严密的柳林镇，通过张贴和散发传单，做好敌占区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于是，他和小伙伴以送香油为掩护，将200多份传单和标语藏在晒干后的猪膀胱里，用石头压在油桶底部，挑上担子，一路闯关过卡，顺利住进了镇里亲戚家中。到了后半夜，便开始贴标语、塞传单。
“眼看就要贴完了，前方突然有手电光照过来，还有巡逻的日军喊话，叫我们站住。我们拔腿就跑，日本人朝我们开枪，有一颗子弹打到我左腿膝盖，还好只是擦伤。”康庄说，他们连夜跑到亲戚家，躲到地窖里，等第二天的搜捕结束才回去。从此，左膝留下了一道疤痕。
虽然不是“战斗人员”，李继伟也没少经历战斗场面。1939年后半段，由于受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两面夹击，他所属的陈士榘支队和晋西南区党委机关不断转移阵地，宣传队也不断有人牺牲。
“我至今记得，区党委书记林枫，以及王达成、张稼夫、黄骅、龚子荣等领导同志，把自己骑的马让给伤病员和宣传队小同志，和战斗人员一样爬山涉水。战斗紧张时，林枫同志怕我们掉队，再三嘱咐警卫部队帮我们背道具和背包……”李继伟回忆说。
寄语后人不忘本
这些经历过抗战的老同志，在和平年代的工作岗位上同样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于抗日烽烟和革命炮火中锻造出的坚强党性、崇高信仰和优良作风，时至今日仍是一笔宝贵财富。对于今天的纪检监察干部特别是青年同志，他们寄予厚望。
“中国有几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很好地学习抗战历史，可以激励人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青年同志们也可以激发自己进步的动力。”陈达之说。
回首峥嵘岁月，王万里感慨万千：“国仇家恨，永远忘不了。中国是那么地受人欺负、那么地在世界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不是共产党，不是党的领导，我们能走到今天吗？希望青年同志们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在党的领导下脚踏实地向前走。”
“年轻同志尤其要加强学习，一是学习和了解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二是学习和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做到勿忘国耻、发奋图强。”杨攸箴说。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作为执纪者的纪检监察干部尤其要守纪律、讲规矩。在张珉看来，党章是党的纪律的源头，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遵守党章都尤为重要，离开党章就丧失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资格。
“在中央纪委工作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位老领导跟我说的三句话。一是政治上跟党走，二是经济上不伸手，三是生活上不丢丑。”康庄举例说，一位同乡也曾在中央纪委工作，因为在集市上顺手拿了一只5毛钱的烧鸡没给钱，被发现后还不认账，最后被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朱德同志批示予以“双开”。
“是党培养了我、教育了我。到中央纪委工作后，越是熟悉的老领导，我越是不为自己的事找他。”李继伟说，中央纪委的同志一定要学习过去的好作风，做事实事求是，待人真诚热情。同时，严守工作纪律，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该讲的案情坚决不讲。
“十八大以来的形势鼓舞人心，让我们看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力量。很高兴大家能赶上这个好时代，希望能够巩固、坚持党的领导永远不放松，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一代代传递下去。”采访中，一位老同志的话语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本报记者 瞿芃 见习记者 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