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2014年10月，王岐山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总源头，要吸收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文化营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和弘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优秀传统，把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坚持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以廉洁从政法规制度为支撑，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基础，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廉”是一个重要概念，它代表着一种政治思想主张和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一直受到圣人君子的崇尚。纵观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它对历代执政者的操守要求与为政规则一般不外乎五个方面：即重民生而知根本、畏法度而能自律、明廉耻而守气节、崇节俭而重情操、知恩惠而思报国。在独特而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显得厚重和务实，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较深远的借鉴意义。
一、传统廉政思想文化的形成
“廉”，在古代汉语中是指堂屋的侧面，清代文学家朱骏声对此做过比较准确的解释，“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由于堂之侧边为平直、方正、有梭角，故廉又有正直、方正、干净、节俭等道德含义。从古至今，“廉”都代表着人们对待财与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古人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为廉矣。”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义利观。在这种义利观指导下行使公共权力的行政过程其实就是廉洁从政。要求官员能够做到廉政，那么最根本的源头即在于官员作为一个普通人，首先具有正确的义利观和道德标准。
对“廉政”众说纷纭，各有见解，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墨、道、法等四大家，他们的廉政文化思想对后世的廉政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为政以德、以廉为本、廉政必先廉吏的廉政思想核心,作为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营养。“礼治”和“德治”思想首先为孔子所倡导，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仁者爱人”、“修己以安百姓”、“礼，与其奢也，宁俭”等主张。孟子提出了“君民同忧乐”、“仁民”、“人不可以无耻”的思想；荀子提出了“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的思想。墨家是战国时期最具“民本”思想的学派，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项主张，可见他们所倡导的是一个和平民主、平等博爱、贤人当政、崇尚节俭的和谐社会。道家代表老子则主张知足常乐、抵制贪欲、清心养廉的中庸观念。在道家看来，统治者应该顺应自然和社会法则，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来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从而实现自我约束。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可谓是最忠实法律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在他们的廉政思想里，主张从人具有贪欲的天性出发，取消贵族和地主豪强的特权，从制度上设官分职，加强监督，以防止腐败的产生。可以看出，法家的廉政思想较之前三个派系更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从现代法治的角度来讲，其在廉政制度、廉政教育乃至官吏廉政行为实践上的部分内容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二、传统廉政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被看成是“国之四维”。早在几千年前，《周礼》就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
廉政，在国家层面，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对官员个人则是一种从政品质和风范。随着历史的积淀，经历了无数思想家和历代君王的倡导和实践，我们对传统廉政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日益加深。经过归纳梳理，廉政思想集中表现为：以民为本、慈以爱民；持廉守正、俭以养廉；唯才是举、任贤使能；德法兼施、重在明法；从民本、德治、勤政、节用、任贤、明法等方面构成了廉政文化建设体系。
一是民本思想，提倡为政者以民为本、慈以爱民。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倡导的从政价值理念，是中国廉政思想的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上至原始氏族部落时期，下至晚晴封建社会，勤政、爱民都是历代统治者廉洁从政的必备条件，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和“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言论，这是“民本”思想推动统治阶级从廉议政的最好反映。春秋战国的动荡，彰显了民心向背的力量。老子曾说：“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将“慈”放在首位，以强调对百姓的仁爱、宽厚是廉政的基础。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孟子提出“民贵君轻”、“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荀子则认为君民的关系好比舟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民本思想要求官吏关注民生。《三国志》言：“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凡属把发展民生作为要务的官吏都受民拥戴，也为朝廷赞赏。例如，西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赈灾民、选良吏、施教化、劝农桑，治理升平，后被《汉书》列为第一循吏。民本思想要求官僚顺应民心、惩恶扬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民众的意志彰显社会的善恶。唐朝宰相狄仁杰为官，不媚上、不阿贵，始终保持体恤百姓的本色，做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诸多案子，没有一人上诉伸冤，后被称之为“唐室砥柱”。民本思想还体现于官员执政价值追求方面。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清代黄宗羲“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晚清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无不彰显了民本思想。
隋唐以后，民本思想通过科举制度注入政治体制之中，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特有的文化气质，形成了一股廉洁政治清流，源远流长数千年，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政治腐败现象起了抑制和延缓作用。
二是德治、勤政、节用思想，提倡从政者持廉守正、俭以养廉。中国古代的德治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尧舜禹是部落首领，更是道德楷模，他们和睦群体，禅让而治。家天下开始后，夏商周三代统治集团很快认识到要“敬德、保民、配天”。勤于治业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品德要求，所谓“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官吏为民师表，应该是勤政的模范。“好廉自克曰节”，经济与消费上的节俭与人格修养方面的节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条法则，古人多有所论及。
老子说：“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他认为，节俭自恃，是富裕安康的前提条件之一。孔子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就是说，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荀子说：“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认为一国之君的道德水平基本上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水平。“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墨子提出了适度消费的理念，倡导在衣食住行中加以贯彻。清代名臣曾国藩是对勤政论述最多、践行最好的政治家。他说：“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境，屈身经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号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累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舜曾教导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刘邦接受了陆贾所提出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文治为主、厉行节俭的简约政治思想，其节俭务实的治国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汉初统治者严于律己、从严治吏的政策，廓清了社会风气，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为西汉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三是任贤思想，提倡为政者唯才是举、任贤使能。任贤使能，或者说“尚贤”、“任贤”，是古代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王朝的频繁更替，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们逐渐认识到了招纳贤才的重要性。当然，任用清正廉洁、德才兼备的人是帝王得以励精图治的重要保证。春秋列国争霸，贤人政治倍受推崇。孔子在选人用人上主张“举贤”、“学而优则仕”，要求从文化素养较高的人中选拔官吏。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荀子也高度推崇“尚贤使能”。墨子曾经系统论述“尚贤”的思想，“尚贤者，政之本也”，把使用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法家选官突出“能”而重“事功”。 韩非子提出“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从我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来看，有原始社会的“选贤任能”民主制，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封建社会汉武帝建立察举征辟制度，以及隋唐时兴起历时1300多年的科举制等多种形式，历史上也涌现出一大批像孙叔敖、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名垂青史的清廉官吏，这都体现了我国古代帝王对人才选拔和任用的重视。也正因为这些贤能人士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腐败发生，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四是法治思想，提倡为政者德法兼施、重在明法。中国古代治理方法分德治、礼治和法治，明法之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准则之一。说到中国古代的法治，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夏朝对贪的惩罚已有了正式的刑律。战国时期，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大清律例》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针对古代的法治，儒家治国出发点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主张“为政在人”，他突出强调了“德治”要与“法治”相结合，孟子认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呼吁弘扬“先王之法”。荀子推崇规范之治，主张隆礼重法，“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认为统治者决定着国家“法”的效力，法律的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清正廉洁、灵活运用。法家从根本上崇尚法治，更重视刑罚的震慑制御作用。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明法治国根本在于加强统治，它的廉政意义在于，通过比较公正地执法，能够维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并对于统治集团的腐败进行制约和遏制。具体表现在：一是限制皇权。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作为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也要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坚持“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主张，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二是制约官僚权力。“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实质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三是公正执法，既是示范，也是警示。例如，包拯毕生“以法律提衡天下”，“清廉严毅，不畏权贵”，其形象长期受到民众尊敬和称赞。包公形象和精神无疑蕴含反腐倡廉的重大力量。此外，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治中也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察司法，使官吏能够执法不阿，这无疑对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传统廉政思想文化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文化如水，滋润万物。中国历来有重官德、修政德的优良传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勤劳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厚重的廉政文化。这些传统的廉政文化早已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甚至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化品格。我国的廉政思想文化不能埋没于浩瀚的传统文化中，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要挖掘传统树立典型，弘扬社会正气。纵览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凡是吏治比较清廉的朝代，就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凡政治腐败，官贪吏酷，往往导致政局动荡，民怨沸腾，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内在原因。我们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就是必须把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作为教育重点，充分运用现代媒体，组织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图书，利用文化广场、电子大屏幕、舞台剧目、廉政文化建设阵地，切实加大对古代清官的廉政思想、廉政事迹、廉政言论进行宣传，塑造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艺术形象，唱响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和正气歌，使干部群众在享受文化、参与文化中受到感染、接受教育。
二要全党动员全员参与，提升个体素养。廉政文化建设不是哪一级领导、哪一两个部门的事，而是全党的事，全体党员干部都有责任。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把自己摆进去，参加廉政文化建设，接受廉政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在不断地接受熏陶和教育中强化自己的廉政意识。建设廉政文化还需要广大的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积极参与，“政府的廉政”还要有“廉洁的社会”来呼应和支持。要着力在全社会、全体党员干部中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待学习与时俱进，把学习当作刚性要求，在学习中谋发展、抓工作、解难题、惠民生。在各自岗位上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适应时代变化，解决知识断档、本领恐慌问题。对待工作全心全意，想办法把工作变为职业，把职业变为事业，把心放在事业上，把事业放在心上，有勇气、有正气，工作认真踏实，尽到应尽责任。对待名利淡泊宁静。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顶得住歪风，管得住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不盲目攀比，防止心理失衡，言行失度，党性失规。对待他人宽厚包容，学会自我克制、自我战胜，以人为善，处理好人际关系，养成人爱人、人帮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对待自己严格自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自省自律之心，对党敬畏、对人民敬畏、对人生敬畏，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三要科学规划立足长远，打造廉政精品。廉政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更不是权宜之计。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立足长远，科学规划，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大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纳入廉政“大宣教”工作格局之中，一手抓高雅廉政文化建设，以理想信念、道德修养、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情操为核心，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文化素质和道德情操；一手抓通俗廉政文化建设，根据不同群体对廉政文化建设多层次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创作一批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廉政文化作品，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渗透力、有效性。要重点梳理地域廉政文化文脉，充分挖掘历史底蕴，培育一批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廉政文化建设典型；加大廉政文化精品创作力度，高起点规划和实施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努力创作一批廉政文化专著、理论文章、影视、戏曲等精品力作，打响廉政文化品牌，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四要深入研究创新思想，拓宽传播途径。创新载体，整合资源，探索廉政文化建设面向全社会的方法和途径，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感染力。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把廉政文化更好地“渗透”到机关、企业、校园、农村、社区和家庭，“渗透”到课堂、电视、舞台、报刊、街头和网络媒介之中。建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夯实廉政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结合廉政文化建设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可与文学结伴，与艺术为伍，与各类教育基地融合，但最重要的应该是“坚持”，在坚持中提高，总结推广。要自觉把区域廉政文化研究和建设放到全市、全省廉政文化发展大格局中去考虑、去研究，学习借鉴全省各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为我所用。（伍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