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决查处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近年来，审计难覆盖、监管不到位、处罚力度小等导致村官贪腐呈现多发态势。云南曲靖通过畅通举报渠道，完善法规制度，有力地震慑了腐败行为。农村腐败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曲靖市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实际效果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
农村反腐，形势严峻
沾益县169件立案案件中，农村党员干部违纪案件近七成
“过去几年，全县每个乡镇街道都有基层干部被查处。”曲靖市富源县纪委书记汪丽说。
实际上，富源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采访中发现，2012年至今，沾益县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9件，其中农村党员干部违纪案件115件，占立案总数的68%；涉及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信访件占全部信访件的近70%，共给予党政纪处分117人。
“城郊地区的拆迁，边远山区的征地和低保，是问题多发的领域。”沾益县纪委书记黄海鸥告诉记者，农村地区腐败领域相对集中，“以沾益县为例，烤烟收购、农村低保、危房改造补贴是发案最多的领域。”越是利益集中、监管不到位的地方越容易出问题。
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富源县，村官腐败则多集中在项目建设、征地拆迁过程中。“像有些村一查一窝，书记、主任、会计等全部涉案，富源县最多的一个村一次查处7人。”汪丽说。
7人并非曲靖市窝案涉案人数的最高纪录。曲靖市麒麟区曾有窝串案涉案人数多达10人，村组干部在违法违纪过程中“心照不宣、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甚至明目张胆地共同收受贿赂后再进行分赃。
腐败村官下手的对象既有矿产资源、征地拆迁这样的“肥肉”，也有民生资金这样的“蚂蚱腿”。黄海鸥介绍：“涉及农村低保的举报基本一查一个准，有些村官全家都吃着低保。”
相对于“老虎”多受贿，腐败村官则贪污、渎职行为较多。“案值相对不大，但是发案量大。”黄海鸥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村官没有受贿的机会。不管是征地拆迁还是工程建设，村官往往承担着统计、测量征地面积和工程量的工作，少数施工者或者被拆迁人通过行贿的手段虚报工程量或征地面积，套取资金。
监督乏力，处罚轻微
审计无法覆盖到村一级，村务公开流于形式，对腐败村官处罚遭遇困境
“目前的审计还无法覆盖到村一级。”汪丽告诉记者，对村官的监督主要依赖群众监督，上级监督很难全覆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少数地方因“书记、主任一肩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督的难度。2012年，麒麟区查办的26件村组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共19件，占村组干部违纪案件总数的73.08%。
“群众发现的不少线索都是通过村务公开途径了解的。”汪丽说，村务公开是减少村官腐败的重要手段，“少数村庄不落实村务公开，或者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公示，但这几年群众意识越来越强了。”
实际上，对腐败村官的处理有时也会遇到尴尬。除了少数因为严重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村官，部分村官涉案金额不大，无法进行刑事处罚，如果不是党员甚至连纪律处罚都没有。
“村组干部是通过村民选举产生，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上升的空间很小，也没有与养老保险挂钩。所以部分村干部认为，自己不是国家公务员，端的不是‘铁饭碗’，大不了不当村干部，从而助长了违纪违法的侥幸心理。”麒麟区纪委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有些村官官不大，胆不小。”汪丽告诉记者，部分村官法治观念薄弱，截留农户的补偿并挪作村办公经费甚至私分，还振振有词。“村官的补贴连油钱都不够，拿公家钱补贴点也不过分吧？”一位曾被纪律处分的村官如此辩解。
“村官收入太低，村集体经费也不充裕，有的村官‘捞钱’补贴自己，有的村官是挪用其它款项作为村里经费。”黄海鸥说，经费不足、村官待遇低让穷困地区的村官更容易“出事”。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认为，村官腐败多发的深层原因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有效性出现了问题，“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承担了过多政府职能，而自治、自我管理职能却相对弱化；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村务公开流于形式，村民无从监督。”
“拍蝇”震慑，标本兼治
构建“五级联动”监督平台，逢举报必查，完善制度约束
“案件查处的震慑性最强。”曲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田华兵介绍，曲靖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案件查处的重点，要求“逢举报必查，有问题必通报”，“用身边案例教育身边人，用拍苍蝇警示潜在的苍蝇；通过公开透明提高群众监督意识。”
为解决群众举报难问题，由云南省纪委搭建的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五级联动”监督平台已经铺开，群众可以在村中完成信访举报，省市县纪委领导也可以及时了解督办情况。
沾益县2014年涉及农村低保的信访举报达15件，2015年一季度即将过去却尚未出现一起。转变如此之大，得益于沾益县纪委在查办违纪案件中更加注重治本。
2014年7月，沾益县在全县开展规范农村低保专项整治工作，在查办案件的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全县公职人员及村组干部报告直系亲属享受农村低保情况。通过专项报告、信息比对，2014年共清理退出农村低保对象383人，约占全县低保对象总数的1.93%，其中主动申请退出的有189人。
“单凭民政局一家单位缺少威慑力，有了纪委做后盾，摸查工作才有了刚性。”沾益县民政局局长雷琳天告诉记者。在清理过程中，沾益县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印发《沾益县城乡低保工作责任追究办法》，从制度上预防违规享受低保的情况。在清理存量的同时，沾益县还制定、落实基层干部及近亲属享受低保待遇备案制度，对新申请低保的人员和村组干部亲属一律备案，从源头上制止“关系保”“人情保”。
“既要加强查案形成威慑，完善制度预防腐败，也应提高村干部待遇，让村干部能够拿到与其付出劳动相匹配的收入，确保他们履职得到保障。”汪丽说。
“要建立村官遴选机制，防止有贪腐行为的村官因宗族势力影响而当选。”王敬波建议，应进一步完善现有村民自治制度，根据村民素质、经济状况等基层治理实际解决村官、村务监督难题。（人民日报：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