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于律子。他虽然对子女疼爱有加，但绝不娇惯，而是要求他们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毛泽东对她的教育格外严格。中学时代的李讷，读的是实验中学，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但是，上了大学之后，身边都是一些普通群众的子弟，这对她的帮助很大，因为毛泽东一再严格要求她，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骄傲，但她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这些东西。正好，大学有一门课讲到《庄子·秋水篇》，这篇寓言记述了自高自大的河伯与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河伯在对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和浅薄。李讷读后，思想上很有触动，她觉得自己挺像河伯的，应该彻底地改变这一切，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于是，她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自己读《庄子·秋水篇》的体会。毛泽东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感到高兴。1963年1月4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鼓励。信是这样写的：“李讷娃：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毛泽东的信，诚恳、真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讷等干部子弟的毛病。李讷在给毛泽东的复信中，再次进行自我批评，并决心痛改缺点，振奋精神。1月15日，毛泽东又给李讷回信：“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周恩来：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崇高品德风范的真实写照。他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执行的。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
邓小平：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曾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
早在1961年，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就提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应经常提倡，是长期要做的工作。”“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邓榕认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洽的。”邓林说：“我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个典范。”在孩子们的眼中，邓小平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在教育孩子方面，邓小平总是做的多，说的少，身教重于言教。邓楠说：“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王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