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孔某，甲县A派出所辅警；王某，乙县B派出所分管案件副所长。2017年12月初，某小额贷款公司催收人员林某等4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被B派出所刑事拘留。小额贷款公司老板包某为帮助林某等4人办理取保候审和争取判缓刑，找到孔某帮忙，请其找人处理此事。孔某找到王某，双方商定“摆平”此事的费用为16万元。几日后，孔某瞒着包某私下打电话给王某，以包某资金困难为由，将费用降至12万元。随后，孔某以王某请人办事需要请客吃饭为由，向包某先行索要了4万元，并占为己有。2017年12月底，孔某将余款12万元转交王某。随后在王某的帮助下，林某等4人办理了取保候审。
【分歧意见】
孔某在介绍贿赂的过程中，编造理由骗取行贿人包某4万元，对该“截贿”行为的定性，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争议。争议焦点在于，是否需要单独以诈骗罪论处？对存在“截贿”情形的介绍贿赂行为，是笼统地认定为介绍贿赂罪，还是认定介绍贿赂罪、诈骗罪，数罪并罚？
第一种意见认为，孔某的“截贿”行为无需单独定罪处罚，全案仅认定介绍贿赂罪一罪，但量刑时从重处罚。“截贿”行为可视为介绍贿赂行为发生、发展的组成部分，不单独作刑法评价，但可以作为介绍贿赂罪的加重情节，在量刑时从重处罚。并且将中间人骗取、截留财物的数额和其他财物分开计算，再核定介绍贿赂的数额。本案中，孔某在包某和王某之间牵线搭桥，转达行贿意愿并转送贿赂款，应当以介绍贿赂罪定罪（数额12万元）处罚；其据为己有的4万元并未转交给王某，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属于非法所得，应予以没收。
第二种意见认为，孔某在与王某商定费用之后转交贿赂款之前，出于“捞一笔”想法，编造理由从包某处先行骗取4万元，应以诈骗罪进行认定。本案中，对孔某应以介绍贿赂罪（犯罪数额12万元）、诈骗罪（犯罪数额4万元）数罪并罚。
【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对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需要结合主客观方面综合判断，对骗取型“截贿”行为性质认定也不例外。结合案例，分析如下：
一、从犯罪构成看，孔某骗取4万元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物——对方遭受财产损失。判断诈骗罪的关键是看受骗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本案中，孔某向包某谎称王某请人吃饭需要4万元，使包某陷入错误认识，孔某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骗取钱财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需要注意的是，包某的行为构成行贿罪（数额16万元），该4万元对包某而言，虽然基于受骗而交付于孔某，但是从其目的和行为性质看，系用于行贿的赃款。
二、从两个行为的关系看，介绍贿赂、“截贿”是独立的行为
介绍贿赂通常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行为人受行贿人之托，为其物色行贿对象，疏通行贿渠道，引荐受贿人，转达行贿信息，向受贿人传达行贿人的要求，为行贿人转交贿赂物。第二种，行为人按照受贿人的意图，为其寻找索贿对象，转告索贿人的要求等。可见，介绍贿赂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并不能包含中间人的“截贿”行为。吸收犯是事实上有数个不同行为，其中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而只成立一个罪名的犯罪。本案中，孔某骗取的4万元不属于介绍贿赂的范围，其骗取、占有该4万元的行为与介绍贿赂的12万元行为性质不同，其“截贿”行为显然无法被介绍贿赂所吸收。至于将“截贿”行为作为介绍贿赂罪从重处罚情节的意见，目前并无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于法无据。
三、从法律效果看，若仅认定介绍贿赂罪一罪，量刑偏轻，刑法目的不能完全实现
本案中，孔某收受包某贿赂款16万元，从中私自截留4万元，如果仅认定介绍贿赂罪，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执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规定，4万元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最高可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如果数罪并罚，孔某最高可判处6年有期徒刑。可见，对孔某介绍贿赂过程中骗取、截留财物的行为，如果不作单独刑法评价，则对其处罚过轻。从实际情况看，孔某利用转送贿赂的机会骗取他人财物，与单一的介绍贿赂罪相比，其主观恶性程度更高，但在定罪量刑上如不加以体现，显然于法不合、于情不通。
最后，从社会效果看，在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零容忍的高压反腐态势下，打击孔某这种介绍贿赂的“权力掮客”更不能手软。（杨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