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和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即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两次途经曲靖地区的富源、沾益、宣威、曲靖、马龙、会泽等县，停留及过境时间总计约30天，行程2000余华里，与敌人大小战斗数十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富源营上发布《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在曲靖西山三元宫召开重要会议，作出抢渡金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形成《关于我军抢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等电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曲靖这块红土地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长征在曲靖的日日夜夜里，除英勇作战，攻城夺地，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外，所到之处还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纪律严明，全区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先后达2000余人。红军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为人民利益不怕流血牺牲的崇高思想，英勇顽强、不畏艰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曲靖地区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在富源粉碎敌军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后，红军在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红军进行轻装整编，对机构进行精简，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灵活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力和战斗力。之后，红军虽然未能实现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实现了“摆脱敌人，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略计划，为红军挺进云南，速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滇军主力孙渡纵队为防堵红军，已被蒋介石调黔离滇，云南境内极度空虚。乘云南空虚之际，从4月23日起，中央红军共3万余人，以一军团为左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三军团为右翼，五军团殿后，九军团于右后侧牵制敌人，先后进入曲靖地区。
4月23日，中央军委纵队由贵州兴义寡妇桥进入平彝（今富源县，下同）县黄泥河、铁锁箐村一带宿营。行军途中，干部团协同红五军团一部在寡妇桥前的丘陵地带和离桥三里多的新寨等地，伏击追敌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前锋，歼敌一部。但红军也遭敌机轰炸，部分红军牺牲，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等负伤。同时，红一军团由贵州猪场进入富源县黄泥河，到小羊场、背阴箐一带宿营。为掩护主力，二师还于黄泥河一带遏阻滇军追敌。但行至五里场（今五里坡）、钢厂、牛场一带时遭敌机轰炸，部分红军牺牲。与此同时，红三军团一部从贵州盘县普衣进入富源县团山、祖德、松子山一带宿营。红九军团、五军团大部及三军团一部仍在贵州境内，完成后卫任务后随即入滇。
曲靖系滇东门户，距省会城市昆明仅有百多公里，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红军进入曲靖地区，使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十分恐慌，生怕红军抄了他的老巢昆明。他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将其部李嵩独立团急派沾益、富源一线配合地方武装进行防堵。4月24日，中央军委纵队经富源县布古、古木、大凹子村到富村一带宿营。行军途中，富村土豪傅重华率民团100余人在老岩脚进行偷袭，被周恩来命令军委参谋王若飞、黄鹄现率警卫连击溃。同时，红一军团前卫一师二团在营上的白龙山与龙云派来防堵红军的李嵩独立团遭遇。敌人首先占领白龙山主峰和主峰两翼山梁，并在主峰阵地正面集中两个连的兵力，用重机枪组成严密的火力网，妄图凭险阻击红军。红军连续组织几次正面冲锋，都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势未能取胜。后红军兵分两路，从左右两侧向敌人迂回包抄，迅速攻占主峰两翼山梁，经数小时激战，将敌击溃，歼敌一连多，敌余部黑夜向沾益方向逃窜。当晚，红一军团一部进驻营上的民家村一带，一部（军团部）经白营箐（今背阴箐、白云寺）、小羊场至宽塘宿营。滇军孙渡纵队安恩溥旅也由贵州追至沙寨，被红一军团后卫二师五团配合五军团一部进行阻击，双方对峙约5个小时，时有激战，共毙伤敌50余人，红军也有少许伤亡。后红军甩脱敌人继续前进，但在沙寨一带仍遭到敌机的多次轰炸，红军有少许伤亡。此时，红三军团经团山、祖德、松子山一线进至恩乐、大河一带宿营。五军团全部进入富源县境内。
4月25日，中央军委纵队经富源县白石岩、大树脚、熟竹（速助）过块择河到营上的民家、海戛村一带宿营。红一军团军团部由宽塘经营上到溪流水（西流水）宿营。其中红一军团一部继续跟踪追击滇敌李嵩独立团到富源和沾益交界的糯岗、车新口、朝阳箐一带。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与三军团一部配合，以一部兵力佯攻隘口，大部却穿密林越高山，从两侧迂回，攻占车新口后面的松山垴，随即向车新口敌军发起猛攻，同时正面佯攻部队一鼓作气攻上隘口，并迅速攻占隘口两侧山头。在红军的夹击下，敌军被压缩在凹塘里拼命反击。红军从四面杀下山谷，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毙敌200余人，敌团长李嵩率残部突围，于深夜3时逃入曲靖城内。红三军团经海坪、寨子口进驻沾益白水，在寨子口一带遇敌机轰炸。五军团后卫部队行至白岩时，也与尾追敌军接触，战斗约半小时后敌军向罗平富乐方向退去。当晚，后卫部队即在海丹一带宿营。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完成迷惑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也于下午由贵州盘县北盘江上游的“虎跳石”过江，进入富源县马口场和沾益县那勺营、加禾、双诺、杨家坟、阿以若、洗羊塘、乐利庄、建新村一带宿营。当晚，红九军团首长王首道曾派红军战士到播乐小学将校长温培群及部分师生找去谈话，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办好学校，培养人才，并送给学校《革命领袖传》《土地法大纲》《共产国际纲领》《读书方法》等革命书籍和一些生活用品。红军还在学校围墙上写下“欢迎先进的劳动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取缔法西斯教育！”等标语。红军的革命言行，在师生中特别是对校长温培群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以后播乐小学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重要工作据点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中共中央作出消灭沾益、曲靖（今麒麟区，下同）、白水之敌的指示
1935年4月25日，由于军委纵队及红一、三、五、九军团均已全部进入曲靖地区，中共中央在富源营上召开会议，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认为蒋介石对龙云把持云南向国民党中央闹独立早有忌恨，但苦于无法插手云南。此时，蒋介石一方面想借追剿红军之机，让其嫡系部队进入云南，从而控制云南，实现其独裁统治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想利用地方势力与红军作战，削弱地方势力。而云南地方军阀龙云，为保持其地位，一方面企图借蒋之手将红军拦截消灭于滇东；一方面又对蒋嫡系部队入滇存有戒心，在军事行动上未能与蒋的嫡系部队保持一致。但是，不论蒋介石还是龙云，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他们所代表和维护的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他们的反动本质是一样的。红军进军云南前后，虽然给国民党中央军及滇军以强有力的打击，将其主力甩在后面，但敌军并未放松对红军的追击。尤其是滇军孙渡纵队，一心想邀功请赏，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地方反动武装也不时对红军进行骚扰，这些都对红军的行动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打掉敌人尤其是滇军的嚣张气焰，遏阻敌人的进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干扰，党中央选择沾益、白水、曲靖作为消灭敌人的有利战场。中共中央在富源营上作出并及时向一、三、五军团发布《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电令指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敌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同时，红九军团接到中央指示：沿叙昆公路北进，继续单独行动，相机袭占宣威县城，分散敌人目标，掩护红军主力。
4月26日，红三军团奉命派第11团从沾益白水赶往平彝方向的小塘鹰窝岩，阻击湘军第53师先头部队的追击。11团采取宽大正面防御战术，在正面三、四里宽，纵深10余里的战线上，布置了四道防御阵地。敌每攻一道防线，红军便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继之以反冲击打垮敌人，然后撤退到第二道阻击线。如此反复，从早打到下午3时，敌人才前进13华里。确保中央军委纵队从富源县营上民家村一带出发，经赵堡、老猪街、糯岗、朝阳箐、罗广进至沾益岗路、甘塘一带宿营。红一军团团部由富源溪流水出发，经沾益县南端进入曲靖县以东的乌柴沟、猪街子、堡子、永泉、西海一带宿营。并在珠街、堡子一带开仓济贫，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成立由20人组成的农民协会，发给枪20支。至今，在西海村孙家义家里的墙壁上还保留有当年红军书写的“白军弟兄们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军阀龙云！”“打富济贫！”“反对白军长官打骂士兵！”“大家当红军！”等标语。一师先头部队则抵达曲靖城附近，对曲靖城实行包围监视。红三军团清晨从寨子口出发，经下河沟进抵王李官坟、独树海子、白水一带宿营。先头部队则赶赴沾益县城附近，对沾益县城实行包围监视。一部则进抵小塘鹰窝岩一带，准备阻击追敌。至此，根据中央“四•二五”指示精神，红军主力均集中于沾益、白水、曲靖一线，准备消灭追敌前锋安恩溥旅。由于红军进军神速，追敌主力尚在黔境，而昆明省城防务空虚，龙云唯恐红军攻打昆明，急调离红军最近的安恩溥、刘正富和龚顺璧3个旅折向罗平，取道陆良，从宜良乘火车赶赴昆明防守。龙云为敷衍蒋介石，只留下鲁道源旅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远道追赶红军。由于敌军未就范，红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计划也就未能实现。然而，当天部署在沾益白水一带阻击敌军的红军阵地却两次遭敌机轰炸，20多名红军牺牲，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等负伤。此时，追敌已远离红军，地方民团又大多调集县城防守，红军抢渡金沙江的障碍已基本排除，红军迅速通过云南的条件已渐趋成熟。但为了迷惑敌人，红军仍兵分数路，攻城夺地，摆出欲进攻昆明的架势。
三、红一方面军攻克马龙、宣威、会泽县城
1935年4月26日，按照中央指示，红九军团从富源县马场口、后所和沾益县（今沾益区，下同）那勺营、杨家坟、洗羊塘、乐利庄一带出发，向宣威方向前进，途经大偏山、沙石岭、炎方、余家河口等地，于下午5时许抵达宣威板桥镇。宣威是云南的一个大县，也是滇东北的门户，军团首长认为，攻下宣威县城对分散敌人注意力意义重大，因而把攻城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熟悉这一地区情况的宣威板桥人、红九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刘雄武。当晚，红九军团兵分两路：一路为军直单位及七团、九团驻板桥，开展革命宣传和打土豪分浮财活动；另一路为八团，由九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刘雄武等率领，作为前卫部队，赶到宣威县城南面的黄家山咀一线作攻城准备。在本地早期中共地下党员、板桥小学教师何正坤和家住板桥的县中教师、中共早期地下党员徐文烈等人的发动和带领下，板桥及附近村庄的进步青年及学生樊同功、徐文礼等共70余人参加红军。
4月27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沾益县岗路、甘塘一带出发，经但泽沟，沿曲靖城北进抵曲靖、马龙两县交界的西山西屯村一带宿营。红一军团从珠街一线出发，经西海、代河、麻黄、三岔、大海哨等地，进抵马龙鸡头村一带宿营。二师一部还配合红五军团一部对曲靖城进行继续包围监视。二师四、六团则一举攻克马龙县城，毙敌10余人，俘敌300余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国民党县长邹熙越墙逃跑被击伤，半个月后因枪伤复发而身亡。红军入城后，开仓济贫，开监释放被当局无辜关押的几十名劳苦群众，被释放的刘厚清、杨正清等当即参加红军。当晚，红军在县城召开各界群众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同时，红三军团主力从沾益县白水一带出发，途经龙泉、石羊等地，当晚一部进抵马龙县晏官屯、黄家冲一带宿营，一部进抵黄泥塘一带宿营。前一日进抵沾益对沾益县城进行包围监视的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在对县城守敌发起佯攻完成掩护主力的任务后，也撤出战斗跟随主力前进。当天，追敌总指挥薛岳所属五十三师已尾追红军进入沾益白水，红三军团殿后部队十一团且战且撤，灵活机动阻击敌人，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西进。红五军团则从曲靖县罗广出发，经朝阳箐、甘塘、乌柴沟、珠街、双拱桥、教场坝等地，于当晚进抵冯官桥一带宿营。
是日，红九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刘雄武等率八团围攻宣威县城，城内守敌如惊弓之鸟，不战自溃，国民党宣威县长陈其栋慑于红军声威，率其政府官员及守城常备武装星夜逃窜。八团入城后，驻板桥的军直及七团、九团也陆续进入县城，一部则移驻灰硐。当天，红军砸开牢房，释放300余名无辜受害群众；打土豪10余家，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分子；打开国民党县政府仓库，将军服、军毯、食盐、粮食等物资分发给贫苦群众。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革命和扩红宣传，宣威又有200多贫苦青年及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红军，驻灰硐的红军部队又移驻海子。
4月29日，红九军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要他们“迅速离开宣威，向川西南披沙前进，准备抢渡金沙江，如果时间允许并相机袭占东川（即会泽）县城”。当天，红九军团两路部队在离城15华里的上海子汇合，经靖外等地，向会泽方向前进，当晚进驻渣格、院子田一带。30日，途经梨树丫口、大小塘、绿阴塘、井田坝、三道箐、黄梨树等地，并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下，顺利渡过牛栏江。当晚，主力在沿江的塘上、半坡、马鞍、福桥、坡脚一带宿营，先头部队则抵达会泽县者海镇江头坡、滥泥巴一带宿营。敌军李抱冰部以数倍于红九军团的兵力尾追到牛栏江边，督征船只，拆毁百姓板壁门窗搭成浮桥过江，过江后将浮桥炸毁。5月1日，红九军团主力从牛栏江边起程进抵者海三家村，并与先头部队汇合。尔后又兵分两路前进，一路途经新店子，夜宿者海石头村；一路经赵家村，进占者海镇，受到者海小学师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进镇后，在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并打开义仓，向穷苦百姓分发六七万斤积谷。当晚，进入者海镇的红军又经鲁机、瓦窑、大桥、五里碑等地进抵铜厂坡、三道沟街、颜家店、中路卡、石桥沟、小铺子一带宿营。
5月2日，红九军团向会泽县城进发，军团长罗炳辉率七团先头行进，经孟家龙潭、范家村、下闸村、土城等地，于上午9时抵达城郊东关。接着大部队也于10时先后到达县城附近的华泥、水城、鱼洞、金钟等地，对县城形成包围之势。会泽县城围有古城墙，十分坚固，周长2300余米，高5米，宽4.6米，全用石条嵌砌，筑有垛口1200个、炮台8座，垛口高出墙五六尺，四角设有3丈高的碉堡。红军进入云南特别是逼近会泽后，国民党会泽县长杨茂章按照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严加防范”等电令，除拟请龙云派兵驰援外，还拼凑民团进城防守，并吹嘘会泽县城是“金城汤池”，要大家“与城共存亡”。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造谣说“共匪来了，老的要杀，小的要熬油，年轻的要抓走”，以及“共产共妻”等。红军包围县城后，立即派重机枪连和迫击炮排抢占位于城西南的金钟山和平头山两个制高点，并派出宣传队向城郊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以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红军的革命宣传以及秋毫无犯的纪律，戳穿了敌人的欺骗宣传，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积极主动协助红军攻城。红军宣传队在侦察连的掩护下，接近城垣向城内守敌展开政治攻势，要他们放弃抵抗。在红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12时许，城内守敌派出谈判代表，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军团首长识破敌人阴谋后，一方面敦促5时许打开城门投降，另一方面作好攻城准备，令七、八团担任主攻，九团后撤15里开往者海方向警戒。6时52分，主攻部队见敌人仍未打开城门，遂即发起攻击，用搭起的云梯登上城墙攻入城内，直捣国民党县政府，迅速占领电报局、团防局等要地，俘虏民团兵丁近1000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骡马。在群众的揭发和帮助下，红军深夜将伪装成染匠企图逃脱的会泽县国民党县长杨茂章和罪大恶极的劣绅刘善初等人抓获。
5月3日，在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的主持下，红九军团在会泽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公审处决县长杨茂章和1934年杀害会泽地下党负责人蒋开榜、刘文明的主犯刘善初及县政府秘书张绍先（张哲古）。红军还打开县城粮仓和李筱三的当铺，向贫苦群众分发1000余石积谷和许多财物；砸开监狱，释放无辜受害群众；黄火青等还亲自慰问抚恤蒋开榜、刘文明二烈士的家属和其他曾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的烈士家属。慰问时，黄火青还对两位烈士的亲属说：“两位烈士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红军和穷苦群众心里。”由于早期中共会泽地下党的长期工作和在红军的影响下，会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红扩红热潮。红军在县城的几天里，到处呈现出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场面，城区广大妇女主动为红军缝制不少衣服、挎包等物。工农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当时不满16岁的王定国积极要求参军，他跑了几个报名点，红军都说他年龄小，他就虚报18岁，红军看了不信，他就说：“穷苦人身体单薄，个子不长。”红军报名点只好笑着给他报了名。李开堂刚从监狱放出，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红军收下了这个年轻人。在矿山的“砂丁”和山区的农民，得知消息后也赶来参军。李本善当时帮地主放马，牵着地主的马赶来参加红军。仅两三天，红军在会泽扩红1500余人，成为红九军团扩红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会泽参军的新战士，均集中到县城西北面的水城梨园，编为一个较大的新兵营，由九军团作战科长刘雄武兼任营长，军团长罗炳辉对新战士作了动员讲话。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红九军团在会泽筹款近10万银元（银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大大增强了实力。
红九军团在会泽期间，接到中央军委要他们迅速抢渡金沙江的电令，5月3日下午4时，军团侦察连和7团奉命由军团参谋长郭天民率领，作为先头部队离开会泽县城，日夜兼程抢占金沙江树桔渡口（现属东川区），途经中瓦村等地，于5月4日下午2时抵达树吉渡口南岸。敌沉船封江，企图阻止红军过江。先头部队用重机枪击溃北岸守敌并控制渡口后，在当地老船工饶树清的帮助下，捞到破船1只，修补后乘夜渡过200余人，并袭占对岸高地，奔袭盐厂，40余团丁被缴械。在群众的帮助下，又打捞沉船50余只，为大部队过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4日下午，红九军团主力离开会泽县城，途经红石岩、上下闸口、以礼河、热水塘等地，当晚抵达大村子、尖山沟、小江口一带宿营。红九军团主力刚离开会泽，追敌李抱冰部也随即赶到会泽县城附近，一架敌机还在会泽县城上空巡回侦察。次日上午，敌先头部队追至尾坪子，但因惧怕红军，隔山放一阵枪炮后就撤回会泽县城。5月5日，红九军团主力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等率领下，从刺坪子涉小江赶至树桔渡口，先后顺利渡过金沙江。
四、在曲靖西山关下村缴获云南地图
1935年4月27日下午，中央军委纵队先遣分队（侦察通讯队），在设营队负责人（管理科长）刘金定、作战科参谋吕黎平、侦察队队长张明远的带领下，沿滇黔公路向曲靖西山关下村前进，在面店坡截获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薛岳送军事地图和药品的轿车、卡车各一辆。经检查，车上载有十万分之一比例云南军用地图20余份、云南白药1000包零400瓶，以及宣威火腿、普洱茶等云南名贵土特产品。红军先遣分队机智、果敢的行动，受到了随即赶到的周恩来等红军首长的赞扬。经审讯，车内5人，其中驾驶员2人，押运员2人，另1人系追剿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国民党中央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副官李×。后薛岳副官在敌机轰炸中逃跑，其余几人当红军得知他们是云南省汽车管理处的工人后，对他们十分爱护，当晚热情招待食宿并座谈，了解昆明城内及附近地区的一些情况。次日晨分别时，并为他们开路条，每人发给五块大洋作回昆路费。为了他们的安全，还吩咐他们在曲靖呆一段时间后再回昆明。
关下村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其影响和历史意义却十分重大。首先，时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1936年在法国巴黎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就以廉臣别名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对这次战斗作了详细的报道。该文指出：“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可医枪伤，极贵重）。据被俘之副官云，他系由薛岳派入滇省为谒龙云者。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之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次日机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白药、云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20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所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滇，则有龙云献地图。”其次，当时红军行军打仗十分需要军用地图，抢渡金沙江更需要云南军用地图。正如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在《青春的步履》一书中所回忆的：“当时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不知道金沙江渡口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关下村战斗后，红军使用缴获的十万分之一比例云南军用地图，确定了精确的行军路线和抢渡金沙江的渡口，为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是，这批地图和白药等物资，当时敌人和红军都十分需要。若落入敌人，对红军十分不利，但落入红军则对红军十分有利，不仅为红军抢渡金沙江起到重要作用，还为红军改善了作战所需的医药和生活条件，使红军如虎添翼，意义十分重大。
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曲靖作出抢渡金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
1935年4月27日下午，中央军委纵队进抵曲靖、马龙两县交界的上下西山、西屯村一带宿营。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红军总部首长宿营于马龙县下西山三元宫（现属麒麟区）。由于关下村战斗的收获，朱德总司令于下午4时半向红一、三、五军团发布《我野战司令部已抵曲靖西宿营》等电文，指出“我野战司令部已抵曲靖西之上下西山宿营，沿马路俘获昆明开来汽车一辆，内有龙云送给薛岳敌之云南十万分之一比例地图20余份，白药1000包零400瓶及副官一。据云：马龙尚有汽油、滑油，望林、聂速派员检查，并派出小部伪装白军，沿马路向昆明活动截击，或尚有汽车来，因龙云估计我军今日不能过曲靖”等。吃过晚饭后，毛泽东等红军首长对缴获的地图如获至宝，在详细查阅地图后，于三元宫二楼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会议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会上，当天值班的作战科参谋孔石泉、王辉两人首先汇报当晚红一、三、五、九军团能够到达的地点，第二局曾希圣局长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与判断，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对照刚缴获的云南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把中央军委纵队和各军团所在地到金沙江最近的几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用红铅笔描画出来。刘伯承、朱德、周恩来谈了如何部署兵力，迅速抢渡金沙江，北上四川的意见。随后，其他领导也讲了各自的看法。此时，已至深夜11时，毛泽东综合了与会人员的意见，最后讲了三条意见：一是自遵义会议后，红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取得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二是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地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红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三是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红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红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如果大家同意这一作战方针，我提议具体的兵力部署如下：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继续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央军委纵队，提议由刘伯承同志率领，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皎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50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五军团作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的轻装营，进至嵩明以南的杨林附近佯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产生错觉，以为我军要攻占昆明城，其主力随军委纵队之后，向西北的金沙江方向跟进。为了阻滞敌人的尾追，不免要受一些损失，为了全军北进的利益，这是必不可免的牺牲，应从政治思想上向该军解释清楚。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毛泽东的上述作战方针和渡江决心，得到与会人员一致称赞，表示完全同意。4月29日，中央军委在马龙县鲁口哨（现属寻甸县），以“万万火急”向各军团发出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的渡江命令电文。电文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关于渡江转入川西的政治意义，应向干部及战士解释（内容另告），使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应克服疲劳与不正确情绪，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携带充足粮食，注意卫生与收容掉队。”
曲靖西山三元宫会议，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继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后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分析了中央红军当时所处环境及敌我斗争形势，作出了西进北上迅速抢渡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实行战略转移，顺利渡过金沙江，都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
4月28日凌晨4时，中央军委纵队从曲靖西山三元宫一带出发，经马龙鸡头村、王家庄一线，抵达寻甸鲁口哨、大汤姑一带宿营。红一军团分别由马龙鸡头村、马龙县城出发，进抵寻甸与马龙两县交界的草鞋板桥（红桥）、寻甸塘子等地宿营。三军团由马龙黄家冲、黄泥塘等地出发，进抵寻甸高田一带宿营。五军团仍随中央军委纵队殿后掩护。之后，按照三元宫会议有关精神，红军以急行军速度向金沙江靠拢，相继攻克寻甸、嵩明等县城，袭占杨林兵站，先头部队还抵达距昆明仅15公里的大板桥，形成威逼昆明之势。在敌人以为红军要攻打昆明的同时，从5月1日至9日，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三、五军团则先后从皎平渡、龙街渡、洪门渡先后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以来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曲靖市纪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