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宛如一股红色铁流，奔腾驰骋二万五千里，演绎了不朽的神话！如果说长征是一首雄壮、豪迈、大气磅礴的革命交响曲，或是一部雄伟、壮丽、魅力无穷的英雄史诗，那么在巍巍乌蒙山间、滔滔赤水河畔，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云南威信，81年前的那次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思想交锋与智慧碰撞，就是这交响曲或史诗中的一节华美乐章。
由于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左”倾错误路线对中央的统治，毛泽东受到排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突破敌人封锁，保存革命力量，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8.6万红余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目的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项英、陈毅等领导率1.6万余人留守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21日至11月15日，中央红军冲破敌军在江西、湖南等省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调集重兵追击防堵，在湘江边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地区。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主力应乘敌军调整部署的时机，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扭转战局被动地位。李德、博古不顾敌人重兵追堵的事实，仍主张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致使红军被迫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30万大军在湘江展开血战。通过5个昼夜的鏖战，12月1日，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在湘江的企图。但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3万余人，这是红军创建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血洒湘江，以至当地群众在战后“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江遭受重创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部队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
12月10日，通道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战略主张。博古、李德顽固坚持既定方针，只同意调整行军路线，西进贵州，再沿黎平北上。目标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2月18日，黎平会议继续围绕中央红军战略方向和行军路线问题进行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而是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前进。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并撤销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6日，军委纵队抵达土城地域，计划攻占赤水城后，从泸州、宜宾间强渡长江。而此时蒋介石判明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集中40余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境地区。
28日拂晓，土城战役打响。因对敌情侦查失误和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激战近一天，中央红军再次牺牲4000余人，不得不停止战斗。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出山”后提议并领导的第一次战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但结果打得不好，部队伤亡惨重，中央红军未能达到战略目的，以致博古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中央红军该怎么办？
土城战役失利，党中央仍未放弃北渡长江计划。1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敌军，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进军，寻机从宜宾上游金沙江过江。中央红军分兵三路从土城、元厚场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拉开四渡赤水序幕。这时，川军沿长江和金沙江布下重兵，蒋介石又调动西南几省军阀对红军进行“围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川黔地域。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再次受阻。
中央红军该打到哪里去？在哪儿落脚？
当时，位于川滇黔三省接合部的云南威信1934年9月刚建县，属三管三不管地带，敌军力量相对薄弱，同时地势偏僻，山高密林，利于红军的隐蔽休整和战略战术的发挥。2月3日，军委总部进驻四川古蔺石厢子，党中央审时度势，要求中央红军各路向扎西（威信县城）地域集结，以寻求新的战略机动。
2月4日，中央红军前卫部队进驻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威信水田寨，到达大河口一带，这是中央红军首次进入云南。随后中央红军分六路先后进入威信县境。
由于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党中央对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一直“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的方针”。到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持续“清剿”，中央苏区局势非常严峻，项英分别于1月30日、2月1日致电中央，请求对中央苏区行动方针速作指示。4日，正值大年初一，一直焦急等待中央指示的项英再次致电中央“并盼即日答复。”但中央依然没有回信。5日，心急如焚的项英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中央苏区情势已经到了万万火急！
遵义会议后，博古并未立即交出手中权力，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于是张闻天找到毛泽东，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耐心谈话后说服众人，一致同意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
5日，党中央进驻威信水田寨花房子、高坎、芭蕉塆、楼上后，周恩来找博古进行了长谈，博古同意交出手中的权力，于是党中央立即在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即党史、军史上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会议首先顺利进行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 ，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紧接着张闻天主持研究讨论中央苏区及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等问题。并立即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以“万万火急”电回复中央苏区。
6日凌晨1时，朱德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指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还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速将意见电告军委，希望就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向听取大家意见。
红军该何去何从？新的党中央已经感觉到原定的战略方向欲实现面临重重困难。
6日上午，党中央从水田寨进驻石坎子。由于敌我态势瞬息变化，张闻天在大河滩庄子上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新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是个善于总结的人，他针对土城战役失利，首先指出土城战役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红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一是没有摸清敌情，二是轻敌，三是兵力分散。今后力戒之。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行动，利用敌人过失，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的肯定和参会人员的赞同。
7日，由于红三军团部队落伍较多和中革军委6日电文征求意见，彭德怀和杨尚昆建议党中央在川、滇边建立根据地，争取一两天的整理休息，部队再向扎西转进。这个建议十分及时，也非常重要。它坚定了毛泽东等人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庄子上进行，研究通过并以军委名义下达了《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同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提出了红一方面军要发扬猛追猛打的作风，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争取战争的主动；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并进行与滇敌作战的准备，以及争取在该集中地域休息和缩编。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暂缓执行。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将中央红军反“围剿”失败归结于敌人兵力强大。博古的发言遭到了大多数人员反对。经过激烈争论，特别是张闻天的“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的发言，是非基本分清，但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决议。为此，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待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其后在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南进军途中，党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敌情的情况下仓促进行土城战役，又致使中央红军遭到惨重损失，同时也过早暴露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反“围剿”总结报告出炉的时机已成熟。8日，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负责起草的，以其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以毛泽东的发言为主线，吸纳了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写成的，共13000余字，涉及14个方面内容的《党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同时，由于《决议》文字较长，为便于迅速简明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还拟定了篇幅较短的《决议大纲》，电报传发中央苏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相继到一、三、五、九军团干部会和中央纵队中进行传达。
会后，党中央由庄子上移驻院子街上，连夜分析各方面敌况，估计已到镇雄的滇军在红军引诱下会向扎西进攻，决定中央红军各军团明日集结扎西、石坎一线，准备作战。9日，集结完成，但滇军安恩溥旅一部到达镇雄大湾子后未再向扎西前进，而是就地构筑工事，与红军对峙；一部直出盐津、筠连与川军联络，防中央红军从盐津、筠连出横江渡金沙江。滇军第五旅接令也赶到大湾子增援。
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赢得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衷心拥护，这时的中央红军从上到下充满必打胜仗的信心。但是新锐的川军、滇军正向扎西逼近，中央红军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脚，并没有把握。
9日至10日凌晨，张闻天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依据“川滇之敌追来，对红军已成夹击之势，黔北敌军兵力空虚，战斗力较弱”的敌态发展，果断放弃在扎西地域歼灭滇军一部的意图，作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出奇不意地杀敌军一个回马枪”的战略决策。
由于长征转移后的突围行动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极度困难，加之沿途大量减员，机关臃肿，基层战斗人员缺乏，严重影响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所以会议还决定缩编中央红军、充实连队战斗力和成立游击队，在云、贵、川边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等。
1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通过缩编，除一军团仍保留两个师的编制外，原10个师30个团按新编制缩编为17个团。中央纵队和国家机关也进行大量精减，不少干部下到连队，充实连队和师以下领导，加强基层，提高红军战斗力，改变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缩编的同时又在扎西地域扩红3000多人补充革命力量。中革军委在全军中抽调100多名干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等武装部队共400余人，指派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军委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原红八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戴元怀等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划定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一个区域，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同时还彻底精减辎重，使红军的编制适应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斗争方式，藉以从根本上解决那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先后在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学界统称这三次会议为“扎西会议”。
2月11日，按照扎西会议部署，中央红军以全新的面貌，分兵两路，挥师东进，14日全部离开威信县境。全国红军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为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方面：扎西会议的召开和迅速传达贯彻，拨开了迷雾，消除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疑虑和不满，军心为之振奋。1935年2月15日，中革军委下达《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26日，红一、三军团出奇制胜，攻克天险娄山关。国民党追兵纷纷溃逃，遵义守敌极度慌乱。红军乘胜向遵义进击，28日再占遵义。就在扎西会议后10多天的时间里，红军完全超乎意料地取得这一系列的胜利，尤其是消灭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约3000人，缴枪2000支以上，震慑了敌军，打掉了敌军的嚣张气焰。终于打了一场中央红军脱离中央苏区以来被围追堵截一万余里后最大的胜仗，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年半时间内红军唯一一场扬眉吐气的胜仗，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随后，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迂回穿插，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大雪山，横跨茫草地，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会师，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中央苏区方面：因项英于1935年1月30日至2月5日四次致电中央，请求中央对中央苏区的行动给予指示。所以张闻天接任总负责人的当天即2月5日，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区的问题”，并于当天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行动方针问题，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问题，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并告诉项英“决议详情续告。”2月13日中央又致长电给中央分局，续告“决议详情”。在得到2月19日、21日项英复电报告具体贯彻情况以后，2月23日复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详告执行中央指示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
党中央的指示犹如久旱甘霖，让项英、陈毅及时对中央苏区行动按中央指示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迅速突围，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托高山密林，在人民群众支援与掩护下，与国民党军和地方当局实行的军事“清剿”、政治“清剿”、经济“清剿”进行斗争。由于采取相应的斗争策略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广大游击战士的英勇奋斗从而渡过了种种难关，使红军游击队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分散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保存了骨干力量。
红二、六军团方面： 2月11日，《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对军事领导问题进行了指示：“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由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任党政军主要负责人期间极力地推行“王明路线”犯了严重错误，给革命造下了重大损失。扎西会议决定党性强、有军事指挥才能、作战经验丰富、有民主作风的贺龙任军委分会主席对纠正“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肃清其影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军事路线问题上，2月5日《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强调“坚持游击战争”并且“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对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也有重大指导意义。2月8日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在遵义会议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强调在中央苏区湘赣等全国各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2月11日《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详细地提出：“总的方针是战略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
善打运动战的贺龙在吃够“王明路线”苦头与六军团会师后，与任弼时等指挥反“围剿”斗争取得不少胜利。但扎西会议精神和2月11日的指示对红二、六军团来说更是如鱼得水，是指路明灯。全体指战员有了正确的航向，在反“围剿”战争中更有信心，更有力量。至1935年夏，两军团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先后与敌军86个团激战，大小战斗30多次，占领7座县城，歼敌两个师又一个旅，毙伤敌1万以上，生俘敌人8000人。湘鄂川黔根据地扩大至东西600余里，南北240余里，建立了10多个县级政权，控制区域人口约200万。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2.1万余人，比会师时增加了约3倍；地方武装近万，吸引了20余万国民党军队在自己周围，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该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方面：遵义会议以后，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曾电告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决定“转入川西”，“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军给以配合，“集中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扎西会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北上的计划，党中央乃于2月16日电告四方面军，中央红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令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牵制金沙江沿岸川军和驻黔东地区湘军的行动”。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的全部内容电告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苏区，要求认真贯彻执行。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打乱了川、陕敌人的“围剿”计划，打开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有利局面。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中央红军长征从瑞金等地一路走来，艰难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减员过半。遵义会议挽救了危急关头的党和红军，但随后的土城战役并没能让中央红军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在这艰难时刻，党中央作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央红军集结于具有特殊地理位置的威信扎西，以寻求新的战略机动，在威信境内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重大问题，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党中央把威信作为当时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开始红军长征以来，研究部署全国革命斗争的首次会议，重新恢复党中央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扎西会议，永放光芒！长征，从这里走向胜利！